2009年4月24日星期五

极左强烈的暴民运动倾向

前文谈到了传统文化和极左本身,尽管由于两千年极左专治制度的历史,令传统文化很容易被极左利用。但是传统文化除儒家理教外,既没有肯定人权价值观,也没有否定人权价值观,因此,与左与极左,与传统文化,就没有必然的关系。至于儒家理教,三纲五常上下尊卑有礼,就是反平等人权的,不说也罢。对于西教信仰人士,接受人权利益普世的价值观,远比传统文化人士要容易。笔者是非常奇怪,在明知笔者为了证明与专治利益集团剥夺中国平民人权利益充当国际买办的事实,还会有自称西教信仰的人士跳出来,以反对科学的名义,攻击笔者的。笔者高度怀疑,他们只是冒充西教信仰的马列毛教徒,顺便抹黑西教信仰人士的温和形象。

马列毛教徒,作为否定私有制,否定私有财产,否定基本人权利益的邪教体系,从一开始就依靠暴力强迫其权力所及之处的所有人采信,并不惜大规模消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称之为阶级斗争。马列毛神教具备了邪教的一切特征;是天生的极左。而且,大三阳五个“+”的极左。可以说,在彻底抛弃马列毛教条以前,人类社会都应该把这些人视作最邪恶的丑类,无论如何警惕,都不会过分。

马列毛邪教教义,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马列毛反人权,如果马列毛是对的,那么,比马列毛教条更强大的权力,就有权强制马列毛放弃马列毛信仰,否则,对他们任何屠杀行为,都是合理的。既如此,又何来霸权主义?反之,如果他们认为要有发言的一席之地,就是要求有“私有的发言权”了,既如是,怎么又以任意剥夺他人人权而自居正义?

这时侯回顾笔者的博文《他人说话的权力轮不到我们誓死保护》,《大学无书!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观点发言权》。注意,笔者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已利益观点”的发言权,世界上从来没有“禁止他人利益的发言权”。换言之,当象马列信徒那样,根本就在反人权利益时,也就冲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他们本身,不受任何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保护。而且,是他们自已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没有必要对马列信徒诸如共产公妻之类的远大理想负责。自然,如果有谁天生要当免费的婊子,或者是喜欢带绿帽的男人,或者早给阉割了,已经是没有自已的人权利益的动物了,另当别论。

由于马列毛神教是剥夺人权利益的,因此,拥有人权利益的自然人和自然人组织,与马列毛神徒之间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试想,人家是无利益的,你协商什么?无非就是如何共你有利益一方的财,共你有利益一方的妻而已!民国亡国前后,曾经有一批对马列毛神教抱有幻想的以温和派,以为对方只是口极而心善的人,放低了对马列毛神教徒的的警惕,而过于关注当时民国社会的腐败多少的是是非非。结果,一边倒的支持,导致一边倒的屠杀。这些温和派,以几千万上亿生命的惨重代价,让中国社会认识到马列毛神教无私的凶残面目。

非常有趣的是,马列毛教条中的极右,今天我们说的极左,还有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其实,都是马列毛神教。就是马列毛神教他们自已!极左就是极右,极左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三者之间,无论是利益、信仰、立场、手段上看,都是同义词。

笔者相信,当历史再次面临选择后,中国社会将不会再对马列毛神教以任何期望,不会再留有任何的仁慈!中国社会将深切体会到马列毛神教主的一句名言:“对马列毛的仁慈,就是对人类本身的残忍”。笔者相信,顽固不化的马列毛神教痴迷者,他们的下场,一定是血腥的悲惨!这是他们自已的选择。而当中国权力层已经一点点向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靠拢,远离马列毛基本教义时,马列毛神教痴迷者的血,仅仅在于是否能够成为有利博羿的筹码。马列毛神教徒所选择的,可能仅仅是痴迷者的愚蠢而已。

无疑,马列毛神教徒也正以邪教痴迷的力量,声嘶力竭地宣扬对自由公民的冷酷屠杀;他们同样不会对无辜同胞有任何慈悲!马列毛神教以阶段斗争的名义,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鼓动人类社会自相残杀而存在。在马列毛的教条词典里,没有“共存共荣,妥协共赢”,那就必然注定了这一个邪教的结局,将与历史上所有邪教一样,以血贱江河灰飞烟灭而告终。笔者相信,介时整个中国人类社会,都将轻松地呷着洋酒汉酒,欣赏着看着这些丑类卑污的血洗入黄土地,告慰20世纪几千万上亿冤死的华夏生灵————那些曾经对马列神教以宽容的中华同胞。

否定了自已人权利益的马列毛神教徒,只是人科动物,没有资格自称为人!人类社会,没有马列毛神信徒的位置!那些指望毛教可以代替民主宪政,压制专治官僚体系腐败的暴民胚子,应该醒悟了。你们,只不过是为一个邪教白白葬送你们自已,和你们子女儿孙的生命。你们真的永远和毛上帝在一起了。这些笨蛋!

有一位感受到自已利益却深受马列传统感染的留言者这样说:“如果开出维持户籍制度现状,反对暴民运动,提倡社区自治这样的药方,多多少少有点...........”,这位能够意识到争取移民利益却不愿意承认心中新家乡利益的人,希望以暴民运动压制未来邻居的利益要求(也就是他自已未来的利益)。不难想见,这人中毒有深。难以想象,就算他如愿以偿入了新户,象杭州吧,有什么可能热爱杭州的利益?他的原话是“人力资源管理”,但是试问,杭州人力资源管理是为了什么利益?是杭州人的利益,还是苏州人的利益,还是陕西米脂人的利益?极左有强烈的暴民倾向,暴民有强烈的极左倾向。不知是偶然的,还是双向选择。

以前文这位匿名留言者显示的极左综合症表现来看,有几点:
1)此人是来自农村的底层,希望挤身城市生活;
2)此人希望保留专治政体,以便有一天他当上皇帝,可以大展宏图;
3)此人希望用暴民运动,牺牲农村乡亲和城市无辜者的生命财产,以便他在血海中走上专治宝座;
4)此人现在是一个很失意的、毫无希望的穷人。

林语堂描述的中式人科动物,“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 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似乎并不能准确描述这种暴民。这也难怪,林语堂在有生这年,不敢直面毛上帝的罪恶教导。笔者把这段话改一改,“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怀有当皇帝损害他人的远大理想,不惜进一步出卖自已的利益,蹂躏自已的乡亲父老。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凶残弱智的东西,根本是不可能

代表痴迷者人权利益的马列大帝很方便

观马克思原著,其邪教色彩本没有如此明显。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革命定在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含有利用垄断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中产阶层的意愿。但是在实践中,一个无视人权利益,并以摧毁人权利益的目标的邪教,又怎么能容忍技术中产者用自已的知识和劳动,换取属于自已的人权收益?而马克思自已,又以诡辩的方式宣扬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就在实践在成为邪教有意无意消灭的对象。死去的几乎全是无辜的社会精英知识技术阶层。

整个社会知识技术层的积累被彻底消灭了。任何社会经过这样的洗劫,都会变得一穷二白;也必然令任何尚存的人权社会恐惧。一穷二白的残存社会在恐惧的国际敌视中重建自已挥刀自宫的技术阶层,中俄之类的国家社会惨淡艰难,是与生俱来。抵制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成为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苏俄之类的马列神教最终覆灭分崩离析,那是人类社会真正的进步。

马列神教从一开始就是邪教,它造成的每一次动乱,几乎都是单纯的暴民运动。甚至于,当中国实践者意识到铲除整个中国知识技术阶层,甚至不符合皇党专治的利益,而有所妥协时。迷信马列教条的毛上帝,变本加厉,把马克思本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议会暴政”的阶级斗争,变成任意屠杀无权无辜者的民族自残,目的,不就是为了令“革命”,彻底变成赤淋淋的暴民运动吗?

无数的暴民也同时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轻如泡沫的炮灰。浩劫连场,其中一场叫文革。

马列神教主张剥夺个人人权利益,实行所谓的公有制;————既然个人人权利益已经被剥夺了,当然包括对“公”的利益的发言权。否则,如果对“公”的处置权讲“西方民主”,万一民主出个“私有化”来,马列神教岂不是自个要上呆?因此,公有制之利益所有权,必定属于拥有马列神教绝对价值观的道德解释权的马列大帝所有。中国第一任马列大帝姓毛,名泽东。伊拉克的前任大帝萨达姆,朝鲜前中后三任大帝是爷孙三个!真是够先进的代表!

马列信徒只不过是无利益的人科动物,不存在任何与之妥协协商的利益空间。他方固然可以无所谓地消灭他们,连他们的主子马列大帝们,似乎也混没有把这些人科动物的生物放在心上。弄死几千万人,毛大帝轻描淡写一句“(胡闹的)代价总是有的”,他胡闹,老百姓负担代价。周贤相助纣为虐,“把记录烧掉”,然后据说就“没有证据了”。反正,公开的调查是禁止的。

但是马列大帝们集中了其民族社会所有的人权利益,却很具备与他方社会作交易。恰好,中国马列信徒的一个词是指这种情况是,称为,买办!于是,我们看到了毛上帝在饿死自已奴隶信徒的时侯,慷慨而不求回报地支持世界穷国闹革命,生怕别人嫌他出卖中国人不够大方似的。1973年后的三年,还可以说是争取第三世界小国在联合国里鼓噪,1973年以前的23年,除了霸权主义要做马列地球大帝,没有可以解释毛上帝行为的理由。而1973年踢走台湾,把毛拉进联合国的,偏偏是毛用来多次镀金的美国!

杨恒均文中描写了一位高官这样说:“我们和美国其实都不喜欢和民主国家打交道,他们的社会太透明,要拿出一个合作方案不容易,还是沙特这样的君主国好,君主点头就成了,方便!”,方便?是方便象沙特伊拉克这样的奴隶国民,还是方便了占沙特伊拉克便宜的美国这些外来势力?远者,中国有一句不古的语,“谅中华物力,结列国欢心”,中者“毛上帝饿死弄死国民支援世界革命”,近者低估人民币收集美元储备烧了它;低价卖给国际资本银行股,高价转卖给自已的国民。

确实方便!这才是马列神教的无私教条的真正面目。或者他们的原意不是如此,但是结局却无法逃避。现在知道,中国接受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有多么重要了吗?

拒绝了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其政策一定是弱化地方,而利于把利益归并中央帝权,以便出卖给国际资本拿回扣(买办)。接受了人权价值观,政策就一定是向地方倾斜,通过集合地方人权的同质力量,增加与中央,间接增加与国际资本利益博羿的力量。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国际级别的黄宗羲定律》效应发生作用。因此,人权社会,一定是基于社区自治的。凡是反对社区自治者,几乎无一例外无法与“支持人权利益价值观”自圆其说,也就必定是极左感染者。

有时侯,马列邪教之反对私有化,就更显得是一种高明的虚伪,更甚至是一种价值观的信仰。象笔者在《俄国私有化》话题里收获了很多谩骂,也收获了支持。一位朋友的留言非常深刻:“俄国休克,一万个不好,老百姓有好处。中国现在还说休克疗法不好,国有资产早就被少数人分了一半。还没有开始研究。等到研究完,早就分光了。老百姓一点好处没有。中国比俄国差得远了。”当中国“公有”的国有资产,已经被极少数人快瓜分精光的时侯,马列邪教信徒还在争论是“厂长得太多,工人得太少”,似乎混没有想到,全体国民才是这些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当国有财产已经被极少数人分了一大半,而广大国民一个子儿没得到,还让通货膨胀剥夺了大笔的个人财富时。马列邪教谩骂俄国的私有化“老百姓得益少”,更象是一种方便他们自已的高明诡辩。

原来如此!






暴民运动是专治制度反复死里逃生的奥秘

暴民政治的责任不完全在于被蒙蔽的暴民本身!特别是专治社会制度的不公平特权现象,是暴民运动产生的万恶之源。但是,暴民不是从争取以平等法治的方式,保护既得利益与既失利益者,贫民与富人之间彼此的利益,以《合理的妥协》赢得真正的进步,永久的和平。而是放任自已的仇恨盲目发泄,更恶劣的是,脱离自身根本利益的道德发泄,很容易被《更危险的民粹极左》,把暴力报复的对象,转移到实际上是无辜而无助的第三方小康人家,所谓的“富人”中产行业技术者身上。

世界上最近的两次类似的暴民事件,一次出现在印尼,一次出现在非洲大湖区国家。中国人被熟知的所谓的推翻苏哈托后的印尼排华事件,如果你告诉作恶的暴民,他们攻击的是“华人”,他们会觉得很愕然!因为,他们以为自已攻击的,只是伙同苏哈托专治政权剥削印尼社会的富人,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富者必不仁”的富人而已。苏哈托政权还是一个“很亲华”的政权。1968年对共产马党的清洗,杀了60万印共,却把另外涉嫌马共的40万华裔印尼籍公民送回毛中国。这次事件,是毛左声称的“世界排华反华事件”之中的一次。

而留下来的华人,都是印尼工商业的精华,————至于印尼工商业为什么会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这些印尼工商业者,以胡雪岩式的经商形式,与苏哈托家族寻租分成,每项生意无偿分给苏哈托家族25%的股权,而获得一切审批的红灯转绿灯。同进依靠苏哈托家族的特权,排斥任何竞争者,————这一幕,与某大国的21世纪盛世,何其相似!

自然,民怨沸腾!

但是在高压的舆论管理下,印尼民众是很“爱国”的。笔者曾经听到一位印尼劳动者这样说:“向政府提意见可以,批评总统不行”,——忠君式的爱国愤青,不仅仅是中国特产。但也正是这样爱国的劳动者,在革命发生后,在积压的愤怒驱使下,找不到苏哈托本人,就向着在苏哈托政权下致富,地位稍高,却弱小得最容易找到的小工商者发泄他们的仇恨,————烧、杀、打、抢、砸、强奸、轮奸……,——不幸,印尼小工商者,绝大部分是华裔!————民主很乱?还是专治制度长期压制民主利益的结果?

至于大湖区小国发生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仇杀,没有任何“西方民主”的因素渗入。却同样是社会底层的胡图族暴民,漫无目的地在“民族正义感”的驱使下,屠杀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经营农业的图西族农民,————有地,或有技术,也就成了毛时代的富农,————图西族的“富农”,就象毛时代的富农一样被灭绝。不过,这一次是图西族“反动派”反攻成功控制了政权,把胡图族的毛主席们宰了个清光。未尝不是大湖小国的幸事。如果图西族军事领导人能够接受人权普世的价值观,放弃报复仇杀,那么,或者出现在大湖区的,就是尽管起点低,却是和谐平稳发展的民主宪政共和国;————民主宪政,本来就和所谓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关系。

暴民复仇式的无理智发泄,从而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转移了攻击目标,是专治社会总是能够在革命中逃脱大难,而重新以“重建社会技术阶层的历史功绩”再次君临万方,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新华夏新美国式的,培养下一批暴民。整整两千年,中国历史无法脱离这一个循环魔咒,反复在暴民政治和专治皇权之间循环。死完一批生下一批,不知还要循环多久!

在专治制度的末期,以鼓动复仇情绪发泄,以《仇富平均主义为行为特征》,将暴民目标从专治受益者的身上,转移到专治社会成功自保者的身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极左民粹。极左民粹的共同特点,是神化原专治制度的基础利益价值观,象毛神主义;然后声称目前的权力层不是正宗的,象今天中国已经极右了;而为什么现代权力层“偏离修正”了呢?因为有了中层无权力的道德败坏的“富人”诱逼权力皇帝变坏了。而言下之意,极左民粹才是正宗的!所以他们就鼓动暴民,攻击无辜的中产者,以抢劫杀掠作为暴民报酬,诱使暴民成为暴乱的炮灰!极左民粹则踩着暴民和中产者共同的尸体踏上权力宝座,取而代之。这就是极左民粹的真正面目。它们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千年历史,历史上,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美其名为清君侧。

愚民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为特征,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形成的打击对象,几乎清一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精华,————靠自已的劳动积累致富的社会技术文化阶层。因此,暴民运动可以说是连蒙古侵略者也不如的野蛮行为。成吉思汗野蛮地屠杀他认为没有用的民众,不分贵贱。但是对于他认为有用的技术精华工匠、学者,是爱护有加。而象毛上帝和张献忠这类暴民领袖,比起成吉思汗这样的文盲武士,也是差之甚远。

人权普世价值观消饵暴民运动倾向

其实,没有权力的中产者,并不是损害贫民利益的人。损害贫民利益的,是专治权力制得既得利益者,和极左民粹的本来身份,专治权力层被淘汰者,象张宏良。中产者,只不过是凭自已的专业技术能力,在专治社会里成功自保。成功自保,这不是罪!固然,也有一些为虎作伥的权力寻租附庸,他们只是极少数的。在民主宪政维新后,约定一条清晰的法律界限,不以报复为目标,不扩大打击面,让他们把侵吞的社会利益,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足矣。中产技术层,既是专治制度所必须,也是民主制度社会所必须。以摧毁中产技术层为目标的“革命”,只能是短命暴民运动,是人类社会的倒退,和文明进步,半点关系没有。

被愚弄的暴民炮灰本来贫民,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挑动暴民作炮灰而谋取自已利益的极左民粹革命家们,是来自于贫民呢,还是没落的政治贵族呢?笔者直观感觉上看,邪恶的极左民粹革命家们,几乎清一色是专治既得利益集团里分赃争斗的失败者。极左民粹,本质上原来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内部争斗失败后,为夺回既得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民众的生命利益的恶魔!

再看贫民阶层反抗领袖,普遍性地胸无大志,但求生计;也比较纯朴。象陈胜,传说中在耕田时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文化程度真高),让时光机里的司马迁听到外,没见过陈胜有什么胸怀大志的表现。樊崇逢安,象史莱克一样老实可爱。李自成和张献忠比起来,象一个纯真的小姑娘。这也不奇怪,在专治制度的末期,也是《黄宗羲定律》效应的末期,民不聊生,暴是为了聊生,不暴也是为了聊生,能够聊生了,也就无所谓暴了。

而极左民粹革命家,本来就是为了夺取专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宝座,本来就不愁生计。既然辖出去要做皇帝才罢休,那里管你民众聊不聊生,只要民众没死光,闹完中国革命闹世界革命。“核大战死几亿人算什么?中国死得起”,毛上帝说。他草芥中国人命的姿态,不让极左民粹杂种崇拜,那才叫奇怪呢!却把赫鲁晓夫和波兰总理却吓坏了,后者狂叫:“你中国有六亿人死得起,我波兰只有三千万,一撇就没了!”。就这样,里里外外都知道毛上帝是个疯子。人世间有谁不害怕乱舞大刀专往人群里撞的疯子,多半也是疯子。

既得利益阶层中比较弱少的那一部分,如果迷恋于不正当的剥削社会的既得利益的再划分,而不愿意支持人权普世的价值观,就极有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反社会的极左民粹》。原因在于其目的既非高尚,其手段必然下流。另一方面,如果贫民出身却期望成为剥削阶级的一分子,进而奴役剥削原来的贫民同胞。这些人,尽管出身贫困,但是在精神上,等同于权力斗争失败的没落贵族,(相当于还没斗争就失败了(笑笑)),也同样是极左民粹。因此,把极左民粹归纳为权力斗争失败的既得利益者,应该是没错的。不妨看看,污友之乡的张宏良之类,还有什么左狗老田死马之流,有那个是承认并维护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这些所谓的“极左马列革命家”,只不过是想自已当皇帝残害人民的极左民粹,“直民贼也!”(黄宗羲语)。

在专治特权社会里,深受专治特权,在《黄宗羲定律》蹂躏下的底层民众,自然有反抗特权压迫,争取自身权益的要求。但是,这一利益诉求如果超出人权普世价值观的范围,就必然沦为极左民粹。原因很简单,你争取自已的人权利益,《我的利益在那里》,那是对你自已的自由和利益的保护,是正当的。而一旦超出这个范筹,就必然侵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人权利益,你就已经变成以成为剥削者的远大理想,成为一个危害社会的暴民了。尽管,你可能出身只是一个贫民。

是否暴民,取决于是否以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以及维护平等人权利益的共和约法,为社会进步的奋斗目的。《欲壑难填:人或会穷,不是施暴发泄的合法理由》。关键就在于“期望”!利益的主观期望是无限的。《选择性体验心理》,会令您把自已极端自私的欲望,理解成正义道德的呼声,《道德啊,世间邪恶,均以汝为名!》。你的期望还是以平等的人权价值观为目标的吗?人的主观期望需求是无限的。笔者发现,此时用“欲望”(desire)表述,显得更为准确。

可见,即使是对于缺乏“文化素质”的民众,也远不是不可理喻的“贱民”。只要他们懂得争取的是自已的利益,而不是绝对道德观下的远大理想,“国家利益”,“顾全大局”,被极左民粹利用而成为危害社会的暴民的机会,就会低得多。另一方面,如果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组织和共同利益的约束;能够更好地反映基层民众的切身人权利益。那么,无论极左民粹如何挑拨,形成危害整个社会,特别是把原有权力层斩尽杀绝的暴民运动,就不会发生。缺乏基层的自治组织,不懂得持久地支持“温和”的利益代理人与既得利益阶层的博羿。导致基层民众与社会权力层之间,互相缺乏的信任,是既得利益者倾向于寻求君权专治,避免暴民形成;却令暴民政治终不可免的原因。可见,基层自治既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同样,是社会安定的保证,是社会安定的水密舱。

暴民运动的鼓动者,以血酬手段要求过分利益让步,侵吞他人的人权利益;即“绝对平均”,“不患贫而患不均”,“高福利广覆盖”,“退出自由竞争,暴力威胁社会做寄生虫”等等,确实也是一种利益主张。问题在于,他们按欲望而声明,但有能力维护吗?答案是没有!肯定没有!因此,如果强行主张无法维护的利益,本质上就是反人类,反社会。无论中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以及古代的罗马史,清除他们的威胁,属于技术手段,即使不计算火力物流的工业化效弦;胜算也是极高,可见支持暴民运动,充其量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政治立场。有必要吗?就算成功了,也无非是为他人别有用心者做嫁衣裳,值得吗?

可见,贫穷是利益声明的动力,但是,贫穷本身,并不象马列毛教教唆那样,必然代表着正义。只有当您的奋斗,与人权普世的价值观,与民主宪政结合为一,穷人的反抗,才具有正义性。因为,它的反抗,以不侵害他人合法的人权利益而止!

暴民政治体系

在这六种政治体制中,暴民政治是最不稳定的。暴民政治,象文革,太平天国,明末农民运动,黄巢,newChina毛中国……等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反对最高专治制度为名,而实际上是攻击社会技术性的中间阶层。在文革中,干脆就是奉毛陛下圣诣,摧毁整个专业技术性阶层,内含官僚系统,称为“造反派”。可笑的是,把整个社会的专业性中坚完全摧毁,却贯之以“反腐败为名”。

污友之乡的毛左声称毛文革目的是反腐败,其实,对于一个专治社会来说,“腐败”是其政治基础;并且随着专治时代延长而单向增长。放弃专治制度,或者面对年年增加的腐败,社会不存在第三种选择。举例子说,污友之乡的毛左声称五十年代的共产帮很腐败,其实与今天相比,那是清廉得出奇,残忍得可怕。今天的共产帮用若干年后的党国盛世相比,也同样是清廉得出奇,粗暴得可怕。不信,等着瞧!

文革造反派反腐败论,是完全无视毛上帝时期,整个社会都是凭票供应,连货币都几乎是多余的;当官想贪,贪什么呢?可以说是,除了奴役民众的权力,即极左造反派所谓的精神满足,没有什么可贪的。笔者将在《人权经济模型》中讨论,经济财富的另一种衡量方式,可以用占有的“奴隶人权的数量”来衡量。而这种经济衡量,是奴隶社会和等级社会的支撑力量。今天许多人巴不得科举公务员升官出人头地,不就是希望在等级上,占有更多的奴隶份额吗吗?

暴民政治的特点,就是脱离科学现实,以绝对的道德价值观,把社会积累的技术层力量,当成敌对势力的支撑力量,加以摧毁;而自以为自已“代表正义”的绝对的道德价值观的哲学,可以“指导世界百科万物”,轻易取代社会技术专业层次的历年积累。看看共产帮会接管政权时公开传媒里的豪言壮语,不难看出这种唯心主义暴民政治倾向;那里有一丝半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因为暴民政治中,缺乏专业性中坚的支持,全让暴民摧毁了,所以,不但中国,就算整个地球世界的所有社会加起来,暴民政治状态都是最短命的,最不稳定的。

暴民政治是怎么形成的?似乎比暴民政治如何冲击社会,更值得历史学者研究。后者,只需要客观面对文革时代如何破四旧砸毁什么店,就知道“冲击社会”搞破坏,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容易玩的游戏了。碰上有那个恶魔皇帝嚷嚷“不破不立,砸烂所有盆盆罐罐最好玩”,大家伙不干活不读书,一天到晚死人玩打仗,全国的灾难GDP一定很高的。不信,查查毛时代的“发展速度”,世界历史上第一名!

暴民政治运动,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在笔者的知识面中,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卡特林那的阴谋,是最早的暴民政治纲领性的运动。但是,雅典帝国在远征西西里期间经历的亚西比德渎神事件,则是更早的导致严重后果的暴民政治事件,——强大的雅典帝国的彻底崩溃!回顾亚西比德渎神事件的发生,原因可以归结为:
1)党派利益冲突;无法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而以暴民政治的形色,提交道德裁决;在道德正义感的驱使下,不择手段,而自以为“正义在手”;参考《道德啊,世间邪恶,均以汝为名!》。
2)道德裁决党派利益;渎神相当于今天的“爱国”,“汉奸”这类的道德制高点;并且是疑证从有;假借神权或者君权,达到暴民野心家的利益目标。这样,就成了暴民政治通过“民主通道”实现了君权裁决,即民粹!在这种道德煽动中,类似中国式诡辩,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亚西比德选择了逃脱被暴民裁决,并投靠斯巴达对付本国,以求自保。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暴民政治过程中,是否是“民主政权”,还是“君主政体”,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只要允许道德作为经济政治利益的裁决标准,暴民政治就不可避免。而如果民主制度不能抑制暴民政治,任由道德治国、道德治世的民粹泛滥,理想主义的民主制度还比不上君主专治制度。这时,建议参考《大学无书:他人说话的权力轮不到我们誓死保护》。

《罗马共和国的民主进程和奴隶制》系列中,是更有参考意义的暴民政治形成过程和缺陷的历史章节。结合东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是否说明一个道理:君主专治制度要比古代民主制度更好地抑制暴民政治的形成;因此,在历史上君主帝制,也就成了东西方社会的共同选择。非常有可能!无疑,君主制度在历史上的形成,是曾经合理的,有理由的,It is reasonable。


六种文明社会政治形态

笔者按照所了解的古今中外的国家社会政治形态,分成五种(或六种)类型,即暴民政治,戏称为党内民主的官僚集团政治,(同级别:非世袭包税人采邑),皇权专治制度,世袭威权采邑即贵族领主政治形态,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社会。

这里,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可以归并在党内民主之中,也可以,独立为一种形式。其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唯一没有包含在内的是国际型社会,即,没有金字塔顶端的那种权力的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可以把它归并到国家社会政治五种形态之中,位置与世袭威权采邑并列。即,世袭的威权采邑如果没有了皇权共主的约束;或者,民主共和宪政社会宪法失效,就会形成国际社会形态。

因此,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形态就共分成有运行逻辑的六种形态:暴民政治,官僚集团,皇权专治制度,贵族采邑,国际社会,和民主宪政。

笔者不愿意以个人道德好恶之好与坏,来评价这类政治体制的好与坏。而使用了另一个物理色彩浓厚的词:稳定状态,以描述其存在的稳定状态概率的大小。即,不稳定的社会,会被稳定的社会状态所取代;缺乏竞争力的社会,会被更进化的利于稳定的社会所取代。 而“稳定性”,事实上又不得不分成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两种,才得以完全描述这几种社会政治形态之间的演化因果。其中,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受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影响,而最终决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即,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决定程度更高,优先级更高。

这是与马列历史观吻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几十年来的政治宣传口径是相反的,“没有无私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就没有什么”,“三个呆表代表了全中国”……,等等,本质上是“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政治宣传决定经济基础论。

与马列的社会发展史观相比,笔者的观念,是比西方学说更为严格地与道德隔离;也就是与意识形态隔离;从而,与君权控制的绝对的道德解释权隔离。因此,如果说马列社会观,是一个需要通过阶级斗争,驱动无辜平民自相残杀争夺君主道德解释权的“学说”的吗。笔者的社会历史理论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通过君权的解释;只需要考察它的逻辑,对照历史的发生。历史,包括已经过去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

马列社会发展史观和科学的社会进化论

笔者将在“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演绎规律”系列中,按照进化论的“变化尝试,物竞天择,多样化”的原则,从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案例分析中,探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常见演泽规律。笔者在该系列中,按照所了解的古今中外的国家社会政治形态,分成五种(或六种)类型,即暴民政治,以及戏称为党内民主的官僚集团政治,(同级别:非世袭包税人采邑),皇权专治制度,世袭威权采邑即贵族领主政治形态,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社会。

与马列历史划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人权断言,鼓动人类社会自相残杀的历史观相比;该分类没有考虑“进步与落后”的因素。仅仅是此最大适应性角度出发,发掘历史上所有制度存在的原因,即合理性(reasonable)。除了剔除没有形成稳定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原始氏族阶段,以及明显忽悠人的,除了吹牛皮没有任何理论性证明的共产主义无私社会外,这六种社会形态,是与马列的中间四种社会过程相当的另一种完全独立的解释体系。显然,如果是从笔者体系出发,(注意是从笔者体系出发),在证明无私就是极端自私以后,共产主义的无私社会就成了极端自私的社会,连乌托邦都不是了。

如果笔者的“人性本私”之解释成立,那么相对应的,就必然是“官须无私”;反之亦然。因而基本建立在无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这样,整个马列大厦就完全崩溃了。这是从马列体系外对马列理论体系的批判。而从马列体系内的批判,笔者已经针对“价值”和“资本”的定义的模糊性,进行了批驳。从笔者的标准看,当其基本定义已经有着显著错误后,后续社会逻辑,也就不必继续讨论了。

如果是从马列毛的社会发展史观点出发,那么笔者一般性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位置要换一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层次,相当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社会时期;或者说,都是前工业社会的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今天欧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是,这样的形态解读,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因为,因为,“奴隶”,即没有权力拥有自已劳动价值的劳动者,广泛地合法存在于除现代欧美社会以外的任何社会形态中。(中国不是?不争不辩! However, I do think so)。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指欧洲的贵族采邑;而到了中国,仅仅是国学郭大师沫若大笔一挥,就用皇权专治社会取而代之。马列毛郭的“科学社会发展史”,成了科学的吹牛皮历史。既可以因为西周也是封建,就说是领先欧洲一千年;也可以把辉煌的前工业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罗马,贬低为落后的奴隶社会。反过来,欧洲如果也有一个吹牛皮的宣传部郭大师,同样可以说,中国值到21世纪,还是上埃及的皇权法老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专治制度官僚社会。这不是吹的,埃及社会一直认为只有法老才能带来尼罗河的洪水泛滥,灌满生死悠关的储水坝。而在罗马帝国,早就存在着庞大的资本运作体系。马列的社会发展划分,从逻辑上看,也是错误的。“奴隶”,“资本”,“社会”……,这几个标志词语,并没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关系。

这个学说真的错误太多了。不接受它的国家,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过得都挺不错,迷信马列的中国俄国这些国家,灰头土脸。运气差点的象柬埔寨,一百年不用计划生育!如果不是使用皇颁真理标准,真的是放在垃圾堆里还嫌臭。相信,这不是少数中国人的结论。不算共产社会部分,仅仅是奴隶到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预言性还是实证性,都是错得一塌糊涂。

最不好的地方,是马列政治经济理论体系,不能象亚当斯密那样逻辑自洽,温和诱导,将《道德情操论》置于《国富论》之前。马列是通过道德君权手段,意识形态裁决:人家的都是不好的,自已的才是最好的;————这是需要君权才能拥有的道德标准。否则,拥有君权或独立人权的他方,同样可以把你的说成是最不好的。这样,马列主义也就必然地反对人权维护皇权,也就“被迫”成了暴民混动的经典,欺骗没脑子的自私暴民送死,为少数政治野心家踩着人民的鲜血登上无限吹牛的君权宝座出力,把一个个互助互爱的民族社会,变成了同胞相残的“永远有一部分人屠杀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本来动机是不是要美好得多,是不必再争论的。不是因为已知,而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马克思进行审判,他的原意是善是恶,我们一点不需要关心。我们只需要知道,马列理论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用途就是成功地用于暴民政治,成功地摧毁了不止一个民族社会,————这就足够了!我们不是君主,不必去裁决马列的善恶,只需要知道,马列不适合未来中国,————这就足够了!

马列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其“科学”,其实是一个与科学三要素“重复性,实证性,他证性”无关的形容词。“科学”在马列理论里,其实是一个依靠君权解释的形容词。无论是从其理论体系内定义缺陷,还是从理论体系外的客方论证,或者是社会实践体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体系,和科学之三要素没有任何关。马列理论用四个字来形容:一塌糊涂!如果它不是对得一塌糊涂,令全世界不采用它的社会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话,就是错得一塌糊涂,谁迷信,谁倒霉!

原来是邪教!

“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演绎规律”系列有以下文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发展》
《六种社会形态》
《暴民政治形态》
《暴民运动是专治制度反复死里逃生的奥秘》
《人权普世价值观消饵暴民运动倾向》
《极左强烈的暴民倾向》
《代表痴迷者人权利益的马列大帝很方便》

本文同时可归属“科学,哲学,科学进化论”系列:
科学,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观
《用阶段性发展理解人类社会是对进化论的误读》
《科学和真理的标准》
《人性本私!马列信仰与唯心的关系》
《举例科学标准:生物是否来自于海洋》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史和科学的社会进化观 》(人类社会和国际系列)
《数学工具与科学实证性的关系 
《汉语简明精确定义能力缺陷影响社会分析》
《汉语与传统文化忠君式的传承》
《疑证与实证的精确语义,英语弥补汉语不足》
《大学无书:读对书不如会读书》
《大学无书:推荐您的孩子多接触科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