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马克思原著，其邪教色彩本没有如此明显。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革命定在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含有利用垄断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中产阶层的意愿。但是在实践中，一个无视人权利益，并以摧毁人权利益的目标的邪教，又怎么能容忍技术中产者用自已的知识和劳动，换取属于自已的人权收益？而马克思自已，又以诡辩的方式宣扬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就在实践在成为邪教有意无意消灭的对象。死去的几乎全是无辜的社会精英知识技术阶层。
整个社会知识技术层的积累被彻底消灭了。任何社会经过这样的洗劫，都会变得一穷二白；也必然令任何尚存的人权社会恐惧。一穷二白的残存社会在恐惧的国际敌视中重建自已挥刀自宫的技术阶层，中俄之类的国家社会惨淡艰难，是与生俱来。抵制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成为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苏俄之类的马列神教最终覆灭分崩离析，那是人类社会真正的进步。
马列神教从一开始就是邪教，它造成的每一次动乱，几乎都是单纯的暴民运动。甚至于，当中国实践者意识到铲除整个中国知识技术阶层，甚至不符合皇党专治的利益，而有所妥协时。迷信马列教条的毛上帝，变本加厉，把马克思本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议会暴政”的阶级斗争，变成任意屠杀无权无辜者的民族自残，目的，不就是为了令“革命”，彻底变成赤淋淋的暴民运动吗？
无数的暴民也同时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轻如泡沫的炮灰。浩劫连场，其中一场叫文革。
马列神教主张剥夺个人人权利益，实行所谓的公有制；————既然个人人权利益已经被剥夺了，当然包括对“公”的利益的发言权。否则，如果对“公”的处置权讲“西方民主”，万一民主出个“私有化”来，马列神教岂不是自个要上呆？因此，公有制之利益所有权，必定属于拥有马列神教绝对价值观的道德解释权的马列大帝所有。中国第一任马列大帝姓毛，名泽东。伊拉克的前任大帝萨达姆，朝鲜前中后三任大帝是爷孙三个！真是够先进的代表！
马列信徒只不过是无利益的人科动物，不存在任何与之妥协协商的利益空间。他方固然可以无所谓地消灭他们，连他们的主子马列大帝们，似乎也混没有把这些人科动物的生物放在心上。弄死几千万人，毛大帝轻描淡写一句“（胡闹的）代价总是有的”，他胡闹，老百姓负担代价。周贤相助纣为虐，“把记录烧掉”，然后据说就“没有证据了”。反正，公开的调查是禁止的。
但是马列大帝们集中了其民族社会所有的人权利益，却很具备与他方社会作交易。恰好，中国马列信徒的一个词是指这种情况是，称为，买办！于是，我们看到了毛上帝在饿死自已奴隶信徒的时侯，慷慨而不求回报地支持世界穷国闹革命，生怕别人嫌他出卖中国人不够大方似的。1973年后的三年，还可以说是争取第三世界小国在联合国里鼓噪，1973年以前的23年，除了霸权主义要做马列地球大帝，没有可以解释毛上帝行为的理由。而1973年踢走台湾，把毛拉进联合国的，偏偏是毛用来多次镀金的美国！
杨恒均文中描写了一位高官这样说：“我们和美国其实都不喜欢和民主国家打交道，他们的社会太透明，要拿出一个合作方案不容易，还是沙特这样的君主国好，君主点头就成了，方便！”，方便？是方便象沙特伊拉克这样的奴隶国民，还是方便了占沙特伊拉克便宜的美国这些外来势力？远者，中国有一句不古的语，“谅中华物力，结列国欢心”，中者“毛上帝饿死弄死国民支援世界革命”，近者低估人民币收集美元储备烧了它；低价卖给国际资本银行股，高价转卖给自已的国民。
确实方便！这才是马列神教的无私教条的真正面目。或者他们的原意不是如此，但是结局却无法逃避。现在知道，中国接受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有多么重要了吗？
拒绝了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其政策一定是弱化地方，而利于把利益归并中央帝权，以便出卖给国际资本拿回扣（买办）。接受了人权价值观，政策就一定是向地方倾斜，通过集合地方人权的同质力量，增加与中央，间接增加与国际资本利益博羿的力量。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国际级别的黄宗羲定律》效应发生作用。因此，人权社会，一定是基于社区自治的。凡是反对社区自治者，几乎无一例外无法与“支持人权利益价值观”自圆其说，也就必定是极左感染者。
有时侯，马列邪教之反对私有化，就更显得是一种高明的虚伪，更甚至是一种价值观的信仰。象笔者在《俄国私有化》话题里收获了很多谩骂，也收获了支持。一位朋友的留言非常深刻：“俄国休克，一万个不好，老百姓有好处。中国现在还说休克疗法不好，国有资产早就被少数人分了一半。还没有开始研究。等到研究完，早就分光了。老百姓一点好处没有。中国比俄国差得远了。”当中国“公有”的国有资产，已经被极少数人快瓜分精光的时侯，马列邪教信徒还在争论是“厂长得太多，工人得太少”，似乎混没有想到，全体国民才是这些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当国有财产已经被极少数人分了一大半，而广大国民一个子儿没得到，还让通货膨胀剥夺了大笔的个人财富时。马列邪教谩骂俄国的私有化“老百姓得益少”，更象是一种方便他们自已的高明诡辩。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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