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政治的责任不完全在于被蒙蔽的暴民本身！特别是专治社会制度的不公平特权现象，是暴民运动产生的万恶之源。但是，暴民不是从争取以平等法治的方式，保护既得利益与既失利益者，贫民与富人之间彼此的利益，以《合理的妥协》赢得真正的进步，永久的和平。而是放任自已的仇恨盲目发泄，更恶劣的是，脱离自身根本利益的道德发泄，很容易被《更危险的民粹极左》，把暴力报复的对象，转移到实际上是无辜而无助的第三方小康人家，所谓的“富人”中产行业技术者身上。
世界上最近的两次类似的暴民事件，一次出现在印尼，一次出现在非洲大湖区国家。中国人被熟知的所谓的推翻苏哈托后的印尼排华事件，如果你告诉作恶的暴民，他们攻击的是“华人”，他们会觉得很愕然！因为，他们以为自已攻击的，只是伙同苏哈托专治政权剥削印尼社会的富人，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富者必不仁”的富人而已。苏哈托政权还是一个“很亲华”的政权。1968年对共产马党的清洗，杀了60万印共，却把另外涉嫌马共的40万华裔印尼籍公民送回毛中国。这次事件，是毛左声称的“世界排华反华事件”之中的一次。
而留下来的华人，都是印尼工商业的精华，————至于印尼工商业为什么会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这些印尼工商业者，以胡雪岩式的经商形式，与苏哈托家族寻租分成，每项生意无偿分给苏哈托家族25%的股权，而获得一切审批的红灯转绿灯。同进依靠苏哈托家族的特权，排斥任何竞争者，————这一幕，与某大国的21世纪盛世，何其相似！
自然，民怨沸腾！
但是在高压的舆论管理下，印尼民众是很“爱国”的。笔者曾经听到一位印尼劳动者这样说：“向政府提意见可以，批评总统不行”，——忠君式的爱国愤青，不仅仅是中国特产。但也正是这样爱国的劳动者，在革命发生后，在积压的愤怒驱使下，找不到苏哈托本人，就向着在苏哈托政权下致富，地位稍高，却弱小得最容易找到的小工商者发泄他们的仇恨，————烧、杀、打、抢、砸、强奸、轮奸……，——不幸，印尼小工商者，绝大部分是华裔！————民主很乱？还是专治制度长期压制民主利益的结果？
至于大湖区小国发生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仇杀，没有任何“西方民主”的因素渗入。却同样是社会底层的胡图族暴民，漫无目的地在“民族正义感”的驱使下，屠杀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经营农业的图西族农民，————有地，或有技术，也就成了毛时代的富农，————图西族的“富农”，就象毛时代的富农一样被灭绝。不过，这一次是图西族“反动派”反攻成功控制了政权，把胡图族的毛主席们宰了个清光。未尝不是大湖小国的幸事。如果图西族军事领导人能够接受人权普世的价值观，放弃报复仇杀，那么，或者出现在大湖区的，就是尽管起点低，却是和谐平稳发展的民主宪政共和国；————民主宪政，本来就和所谓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关系。
暴民复仇式的无理智发泄，从而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转移了攻击目标，是专治社会总是能够在革命中逃脱大难，而重新以“重建社会技术阶层的历史功绩”再次君临万方，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新华夏新美国式的，培养下一批暴民。整整两千年，中国历史无法脱离这一个循环魔咒，反复在暴民政治和专治皇权之间循环。死完一批生下一批，不知还要循环多久！
在专治制度的末期，以鼓动复仇情绪发泄，以《仇富平均主义为行为特征》，将暴民目标从专治受益者的身上，转移到专治社会成功自保者的身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极左民粹。极左民粹的共同特点，是神化原专治制度的基础利益价值观，象毛神主义；然后声称目前的权力层不是正宗的，象今天中国已经极右了；而为什么现代权力层“偏离修正”了呢？因为有了中层无权力的道德败坏的“富人”诱逼权力皇帝变坏了。而言下之意，极左民粹才是正宗的！所以他们就鼓动暴民，攻击无辜的中产者，以抢劫杀掠作为暴民报酬，诱使暴民成为暴乱的炮灰！极左民粹则踩着暴民和中产者共同的尸体踏上权力宝座，取而代之。这就是极左民粹的真正面目。它们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千年历史，历史上，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美其名为清君侧。
愚民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为特征，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形成的打击对象，几乎清一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精华，————靠自已的劳动积累致富的社会技术文化阶层。因此，暴民运动可以说是连蒙古侵略者也不如的野蛮行为。成吉思汗野蛮地屠杀他认为没有用的民众，不分贵贱。但是对于他认为有用的技术精华工匠、学者，是爱护有加。而象毛上帝和张献忠这类暴民领袖，比起成吉思汗这样的文盲武士，也是差之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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