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以上道理，那么，貌似强大的苏联、毛帝国为什么会悄然瓦解，或者“变色”，也就不难理解了。原因在于，其当时的掌舵人，发现这些帝国的军事机器的建立目的，是愚蠢的，漫无目的的。无论用与不用，都必然是亏损的，破产的。避免破产的唯一办法，就是止损，停止对“漫无目的的战争机器”的无限制投入。这两个帝国都因而找到了新生，而另一个同类的小王国，金将军正日的家国，仍在这条路上陷而不归。

战争作为国家社会火力物流的投资项目，也就成了国家社会工业中，用作战争项目的物流“均输”，是一种实物税收。其能力，与这个国家的税基大小，即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得到莫里斯·迈斯纳这样两三个美英左翼学者部分肯定的毛泽东时代，因其对中国经济基础、工业化进程的严重破坏，事实上是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战争潜力。包括纳粹德国、苏联的扩军备战，事实上是降低了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除非短期内能从事有“战争利润”的项目投资，否则，如此不计成本的扩军备战，将会不战自败。这就是“好战必亡”。自然，算错了战争风险的项目，同样会“虽战亦败”。相反，似乎“忘记”了全民皆兵的邓中国，则以经济生产总量实在增长了七倍以上的成绩，事实上令中国的战争潜力增长了至少七倍！这里，没有考虑从经济角度上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增长。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为战争准备而存在”的国民经济体系，忽视了国民内需的建设。这就是30年改革后，到今天为止，必须进一步改革的地方。

战争是火力物流，战场，当然是火力物流。这就和一般性的企业管理完全一致了。企业管理，本质就是规范性的物流、资金流管理。把管理，视为“管人”的厚黑阴谋学，是中国企业只能在家里称王，走出国门，离开老爸代表的照顾，就溃不成军的原因。对于国家而言，黄仁宇先生把“规范化的物流、资金流管理”，称为技术性手段。明朝缺乏技术性的管理手段，只能道德治国，“针对人”的管理，令明朝长不大，活不长。在具备一定技术性管理因素的后金压力前，几无招架之力。

战争就是一种火力物流的工业管理项目。战场就是管理火力物流，也“军火”，通过军队这个施工机器，向突定目标倾泻预定火力的物流作业。以为战争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说这话的人，是完全没有技术观念的军盲。战争实施的真实境象，是“杀敌无限，自损为零”。如果产生了损失，那是“生产事故”。生产事故当然总是会有的，只要有生产，就有事故。所以，战争中总会有点损失。在严格管理的工业化战争环境下，其损失的比例，不会超过社会性一般生产损失的程度，象美国军队的风险，不比建筑业，或采矿业的从业风险更高。

现代工业的特点就是无限制供应：只要有需求，有回报，能够维持再生产。现代工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极大丰富，按需供应，————给钱就行。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以为“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和他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论”，是自相矛盾的。“生产可以无限供应”，体现在战争上，就是正常的战争环境，是无限制的杀伤。所谓的勇敢的最可爱的人，无论数量有多少，所对应的，只是毫无感情的对方的火力倾泻的“生产数字”。只要有军费提供，这个数字，是无限制的。

整个战争物流过程中，其他东东都可以开工生产，唯独最关键的物流，人员，不可能跳出专业培训、经验积累的限制，随时随刻生才专业人员物流。最速成班的大学，也要四年呢！这样，允许职业军人，在不能遂行“战争物流任务”时终止任务，向对方投降。就成为作战双方都有利的“战场道德”。这样，无论胜败如何，都可以给第三方窥伺者最小的有隙可乘的机会。因此，虐待战俘，屠杀战俘的行为，也就经日内瓦公约，成为国际法。并非由于《中式愤青》自以为的“美式人权民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