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的出现,令战争中的重武器,从庞大的步兵组织,浓缩成了小小的东西:火炮!步兵的作用,降格为对火炮的保护,消除对方的火炮的作用;同时,也承受对方重武器————火炮的打击。战争,出现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场景,战争,是火力物流的工业化运作。而更有效的办法,不是打击对方的火炮阵地,而是,中断对方的火力物流————后勤,和后勤调拨中心————指挥和通讯系统。这样,就出现了装甲打击,和空中打击。明朝军队后期虽然配备了火炮,但是,步兵不能保护火炮,则完整的步兵作战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
不理解战争是单方面杀伤的火力物流运作,就不能理解重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不理解重武器作用方式,就不能理解现代战争的作战形式。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被西方人权社会广泛认同的战争规律,在东方如中国与苏联国家,被政治性地掩盖起来。明白战争是单方面杀伤“最可爱”的最不可爱的工业的人,少而又少。几乎所有愤青,只是单方面追求在战场上追求被“最可爱“杀伤时的最可爱的方式。他们的生命,只相当于一发子弹,或者几分这一发炮单的运到战场的价值。通常,是几毛钱,或者几十块钱。这,就是“最可爱”的战争报价。从经济学看中国的战争观,是另一种廉价消耗人口生产过剩的过程,————超低的生命报价!其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毛上帝的话:“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是人!”,可见,中国的战争观,是以自已死的最可爱的人,多得令对方的战争工人,也就是职业军人,从事工业化屠杀时心理压力过重,作为得到“胜利”的唯一手段。
重武器的有效运用,是夺取战场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认识,在西方人权工业化社会里,是战争中最基本的常识。正是因为是人权社会,才可能是工业化社会,才会重视重武器的运作。原因,请参考茅于轼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因为有人权,人的成本才显得高昂,需要战争操作者慎重考虑,从而,通过工业化效率更高的专业工具,即重武器,实现需要用更多的人权成本(生命)才能达到的杀人工程的效益。历史中的强国形成,弱国崩溃,归根到底,是人权效益或亏损的累积。结果我们看到今天人权成为世界的普世的价值观。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决定因素,但是,何尝不是荷兰、英国、美国这一系列的以人权为基础的国家几百年来军事胜利,所单方面累积的战略优势?
在火炮更迅速有效地杀伤对方的密集战斗集群以前,持密集的前膛枪的步兵组织,继续作为“战争中的重武器”作用在欧洲战场上,继续发挥着步兵对骑兵的历史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弹幕优势更有效率,步兵可以以更高效的方式,通过“骑马的步兵”的机动性强化,保护自已的物流不受骑射军的侵蚀。从这一刻起,骑兵的作用,就沦落为躲在步兵背后,等待对方步兵组织崩溃后捡便宜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战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线型战术。其要点是要最快的人员机动,在局部建立起前膛枪射击的火力优势。其中的佼佼者,是古斯塔夫改革后的瑞典军队,以及腓德烈大帝和苏沃洛夫。他们的成功,深深影响了一代大师克里塞维茨,以至于,在《战争论》中,只是一再强调战场机会所带来的战术性优势,而没有强调,战术优势的建立,依赖于优势的重武器火力的建立。
笔者印象中第一个意识到有效发挥重武器火力,换取战场优势的指挥官,是炮兵军官出身的统帅,著名的拿破伦波拿巴。拿破伦的战场要诀,继承了古斯塔夫、腓特烈的步兵机动,集中优势兵力获得局部瞬间优势,并充分利用之的传统。但是更重要的是,拿破伦利用和发挥局间瞬间优势的方式,不是投入线型步兵编队,而是,火炮!腓德烈父子经营的的普鲁士军队,拥有当时欧洲齐射速度最快的线膛枪步兵。即使与著名的法军相比,也可以获得1:2到2:3的对射战损比。这是普鲁士无惧拿破仑的心理王牌。但是,一发散弹就可以报销密集站立的十几个普鲁士步兵。拥有火炮优势的拿破仑,“吹了一口气,就抹掉了普鲁士”。在威灵顿等反法同盟将领学会拿破仑的炮兵战术,并拥有与法国同等高效的炮兵以前,拿破仑仅仅败给了俄罗斯的寒冬。
拿破仑为代表的炮兵战术,早在英法七年战争中就广泛出现,一直延续到美国南北战争。当时的典型战场布置,是围绕着精心筑就的野炮阵地,布置三到五重的前膛枪,保护火炮阵地不会沦陷于步兵的冲锋。真正的打击,由火炮作为重武器进行;失去组织的敌方抵抗,由推进的散步线前膛枪齐射加以消灭。密集的火力可以拥有较零散步兵高得多的杀伤比率。当敌人已经完全崩溃时,使用龙骑兵直到步兵的冲锋(charge)加以最后歼灭。进攻时,则以迂回到对方火炮最不易射击的角度后,通过步炮推进建立临时炮兵阵地,依靠炮兵优势压制对方的重火力,在对射中令对方的掩护步兵崩溃,进而夺取对方的炮兵阵地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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