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延伸”。《亡于内需不振！今天仍是明朝吗？》 ，介绍了经济线索上明亡清兴的灭亡路径。所用的，是目前大家都在经济危机中，以及简单易懂的现代基本经济原理作为逻辑依据，再结合由专业历史学家贡 德弗兰克、黄仁宇先生提供的历史诠释。不敢说所有的读者都认可笔者的结论，但是，相信大部分读者，从内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听上去也许是真的”。实 际上，专业历史学家穷尽精力旁征博引，其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得到读者的这样一句话：“看上去是对的”。认同结论的专业朋友，自然会自已去找历史考证所需要 的原始资料，不认同的朋友，转身就走，就象我们多花十倍时间加上无数的索引，也是白搭。碰上“民主共和”就是“汉奸言论”的那些主，当他们算回事，就删了 它，当他们是垃圾，就留着他们的大论示众。本人从来没有打算说服所有人。
今天我们再进一步，从政治角度看明朝灭亡的原因。前文既然已经认定，经济原因是明亡的根本原因，那么，政治原因就将从属于经济内因。换句话说，政治原因不 会改变经济趋势，除非，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上导致明朝灭亡的因素。因此，探讨明亡原因，也就成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政治因素，为什么没有能够改变经济上导致 明朝灭亡的根本内因发挥作用？”。所谓的民主啊，专制啊，意识形态，政策啊这些的东西，全都归属政治范筹。这样，我们可以在观察历史问题前，首先约定一个 辩证客观的评论标准。军事原因，无疑更次一个等级；其次是具体事件，再次是具体到个人，发此类推。到了袁崇焕这样的个人细节，除非是打游戏时这个猛人多少 分，那个猛人多少分，袁崇焕和崇祯、孙承宗，都是小得不不了的小事。
政治上的原因，我认为是自宋朝起，围绕着“以文制武”的，为皇权专制制度完善而服务的，围绕着理教道德标准意识形态组织的文官特权集团的形成，以及它对社 会产生的副作用。这个文官集团本身可以看作是对皇权掌握地区财政、掌握武装力量而设计、完善，换句话也可以说，为“统一服务”。统一，是指臣服于帝权的统 一。到今天为止，臣服于这样那样神授帝权N个代表的统一，仍然是中国社会对统一的唯一理解。以至于放之于世界，如果不反美，就等于“帮助美国统一中国于美 国帝权之下”，这不是汉奸是什么？愤青就是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所操纵。参考：《天佑我中华》，《战国与秦灭六国并非今天适用的政治模式》，《为什么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为什么雅典不能统一地中海》。
唐朝的政治结构，是皇帝直接掌握地区，和军事权力。此时，汉晋以降，能够分享皇权的同时，也对皇权在贵族间的共和起平衡作用的世家豪门，随着五胡十六国的 破坏，李唐武周对残存豪门力量的打击，退出了历史武台。皇朝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能直接掌握的最强大军事集团的效忠。当王忠嗣等人可以 控地万里而忠心耿耿，皇室对其也信赖有加时，唐朝仍然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统一。不过，这种统一，是不稳定的。当皇朝的维系，只在于某一两个强大的将领时，帝 权的疑虑总是难以消除。忠心的王忠嗣只是换得差得杀头的下场，不忠心的安禄山把唐朝不稳定的政治捣了个七零八落。史书面谱化的非黑即白的忠奸塑造，正义非 正义的喃呒，掩盖了唐政治结构维系于少数一两个人的一念之差的，所意味着的高度的不稳定。“小邑犹存万家室”，眨眼间成了“白骨千里无人烟”，告诉我们，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并非只是红利，同样有着高昂的社会成本。这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没有告诉中国学子的地方。
宋朝尝试了在皇室与武装之间建立一个辅助皇室的文官集团作为缓冲。该集团，依靠庞大的财政负担，维系其对皇室的忠诚。代价是过于庞大的财政负担，与此同 时，这些代表着皇权的文官特权，总是不自觉地侵吞着民间经济的利益，并转嫁着本应由他们负担的社会经济责任。这种封建特权下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财产的 严重兼并，（土地只是财产形式之一），及小资产者自由民的大量破产。宋朝通过具有早期社会保障形式的募兵制，缓解特权文官集团的社会负面作用。这也是以文 官集团达成皇权专制的社会代价之一。两者共同的负担，既令宋朝财政上积贫积弱，同时也令两宋社会步步崩溃。相比之下，向辽金夏缴纳的岁币，尽管丢了天朝上 国的脸面，却是九牛一毛（税收的百分一左右），并且，总是以对宋朝产品的外贸采购重新回归宋朝。而科举制度，向社会寒族开了一个进入文官特权的窗口，其作 用，类似的精神安慰奖。充其量可以抚慰部分寒族上层，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并无助益。科举，此前叫高考，今天叫公务员考试，起着同样的政治作用。高考于 中国，并不是一个教育概念，却是一个替代社会保障的抽奖式的政治工具。
王安石变法，可以看作是针对庞大而不可继续的文官集团社会负担的一次尝试，减少，或摆脱之。而其结果，则以“黄宗羲定律”而告知历史：任何尝试减轻财政负 担，减轻平民负担的改革，最终都以加大财政负担，加重平民负担的结果而告终。原因，就是因为官僚特权对经济的渗透不可抗拒。而文官集团本身，对于皇权以专 制方式控制地区、武装力量，又显得更加不可或缺。这个矛盾无法解决，也令到宋朝对外患始终只是节节抵抗，无法真正加以驱逐、终止。“政治统一”，即专制， 就是进步的中国历史意识形态，在此，读者应该再打一个问号。南宋末年兴起的理教，可以视为希望在意识形态上，令文官集团自动“廉洁奉公”，减少中央财政的 负担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到明朝，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立国道德标准。
朱元璋的制度，基本上可以看作就是600年前社会条件下，所实行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入侵中国的蒙古王朝所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消灭中国所有工商业 阶层，被朱元璋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彻底实现。在洪武四大案中，以顺藤摸瓜的方式，全国14000多户的工商殷实人家，几乎被一网打尽。他们的财产被充 公，弥补明初的财政预算。表面上看是“减轻”了明朝庞大的政治军事预算对平民的负担，而实际上，则令明朝社会丧失了可以制约文官集团的社会力量。整个明朝 社会，变成了皇帝直属达村的一个社会主义大村庄。（参考黄仁宇著作）。明初与毛朝，是中国历史不多的两个只有金字塔底，和金字塔地基的社会，整个中间性经 济政治集团，包括它所包含的技术能力，彻底消失了。明朝不能讲技术，毛朝不能讲技术，除了领导人好恶原因，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中国社会一向有一句乌托邦式的口号，“不患穷而患不均”，在明朝与毛朝，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平均，非常平均！不是富裕的平均，是赤贫奴役的平均！不是让穷 人富起来的平均，是用政治权力剥夺富人财产的平均！相对的富人全玩完了，谁还有钱购买穷人的生产品？国家剥夺了富人的财产，没有以任何形式回馈为穷人的生 活保障，而是全部变成军队、官僚，史书上或胜或败的符号，穷人向那里出售自已的产品？明朝和毛朝，给历史留下的印象，就是赤贫！
一个社会，如果希望超越N个自耕农直接听命于朝廷（听上去有点古怪，可明朝就是这样建立的）的组织水平，中间性的技术阶层，总是必须的。无论工具是宋朝类 西方式的管理，还是明朝依靠理教道德的管理，或者红朝依靠毛泽东思想道德观的管理，现在读者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恋恋不舍。明朝既然 摧毁了整个工商阶层，所形成的真空，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可以借助皇权威力的文官集团，以官商勾结的形式所填补。只不过，这一次，天秤严重向政治权力倾斜。并 且，以法律的形式，把文官集团以外的国民，降到了国家奴隶的地位：“以民告官，先打１００大板，流配三千里”。
明成祖末年，自洪武朝剥夺富户财产搞国有化，所积累的资产，经多次战争和下西洋，已经消耗干净，社会经济频临崩溃（黄仁宇）。仁宣以放任文官集团经商的方 式，完成了文官集团以官商的形式取代整个自由工商阶层的历史过程。明政府，也就成为一个依靠理解道德意识形态，由皇室直接面对掌握着地方政治权力、财权的 文官官商集团，这样一个颇类现代的社会结构。与皇权对文官集团的利益争夺而形成的千奇百怪，贯穿整个明代社会，直到明朝灭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明史晦明， 昏君不可理喻的行为，没完没了的党争，太监干政，直至袁杀毛文龙，袁黑，崇祯的刻薄寡恩，以至于最后文官集团坐视国家破产而一毛不拨，等等，实际上，都只 不过是明太祖经济政策的自然延伸。
帝权希望越过文官集团的控制，最早或者可以上溯到英宗亲征。而帝权与文官集团的利益斗争，太监显然是帝权的天然同盟。明清以降，对于太监干政的指责，都没 有面对一个事实：离开了皇帝，太监啥都不是。太监对政权的干涉，所代表的，必然就是帝权本身。英宗失败的亲征（土木保），武宗成功的亲征（打败蒙古小王 子），可以看作是明朝继任皇帝希望在军事上摆脱文官集团的尝试。那么，武宗爱玩打仗，还把自已封为自已手下最大的文官武将，也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因为， 那意味着可以在形式上，不经文官集团控制，而做任何军政决策。武宗正德皇帝之死，有点令人生疑。但是无论如何，正德皇帝落水一年后给“吓死了”，其亲信军 官集团被文官斩尽杀绝，宣告了皇帝亲近军队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文官集团本身，也是依靠着维系皇权正统而存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文官对于万历选那个儿子做太子，发此以死相谏。粉饰明朝党内民主的人，称之为可以骂皇 帝的高度民主。实事求事，相比说说毛上帝就要处死的毛朝，明朝有些时侯，也算得上“民主”，准确地说，是专制中的开明期。但如果碰上反悔，就是剐刑台上的 袁司令，外加郑曼部长。嘉靖与文官集团，是皆大欢喜的双双妥协。而万历让文官集团玩了一圈后，他采取的对抗方式，就是在政治上的“懒惰”，实际上是杯葛文 官集团，同时，在财政到军事上，形成自已的第二治国体系。以此推论，天启的爱玩木匠，也不见得真的是无知，是否有可能，天启是利用魏忠贤，以“太监干政” 的形式，打击万历以降的文官集团？毕竟，国家不能长期承受两套政治系统的负担。
东林党与阉党的明争暗斗，只不过是文官集团与帝权利益争夺的表面形象。那么，崇祯借阉党兴起的大狱，就是打击文官集团的继续，借袁崇焕事件削弱东林党，也 成了崇祯打击文官集团的步骤。文官集团明哲保身，当然，也不是对应崇祯强硬帝权的自然选择。以此理解，天启谓崇祯的“要重用魏忠贤”的深意，崇祯显然没有 真正理解，而魏忠贤本身，也不是一只好鸟。打击阉党对崇祯本人来说，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阉党本意，就是文官集团部分人士对帝权的屈服。要严办袁崇焕， 则令崇祯失去了驾御文官集团的能力同时，也丧失了崇祯拥有不受文官集团制约的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崇祯的政治幼稚，表现不懂得，控制文官集团，摆脱文官集团 的负面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益皇权在道德上的强势地位，在文官集团中建立自已的亲信团队。
以此看，正德、万历、天启，并不见得真的很昏庸，而崇祯，也不是真的很精明。明朝到崇祯朝，已经是病入膏肓，而能寄望者，只有能力不强的崇祯。退一步来 说，即使崇祯能力非常强，要挽救明朝，当彼天灾人祸，国家颓败，可能性也不算太大了。崇祯一个１９岁小孩，也不能对他太过苛求。崇祯，失败了。
那么，再看政治制度上，后金把社会分割为牛录，以牛录采邑为单位直接对后金王室负责，达到了明朝所没有能够达到的“直接控制军队”的目的。同时，也避免了 由引而产生的社会成本。较小的牛录单位，也令同样没有技术性管理手段的后金，更能适应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的现实条件。在规模较小的后金以３００牛录为单位的 社会组织，在组织层次上，就远远胜于明宋两朝臃肿低效的文官特权组织。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满清入关后，没有选择汉化，而是保留了他们的旗营牛录单位， 直到，全部成了另类垃圾的八旗子弟。
相比之下，尽管尽承明制，入关的满清条件却要胜于明朝诸帝。一方面，明朝汉族文官集团在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失去了对社会原来的掌握；战后，又受制于当权 的满族官僚；其次，满清皇室以少数族入主中原，战战兢兢，皇帝始终不敢把大权放于文官集团。这也是满清皇帝比较勤政的重要原因。无他，也是向文官集团斗争 争夺权力罢了。满清中的满汉两族，提供了较太监更为优良的忠于皇权的盟友（满），因此满清不必依赖太监。这样一来，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满清拒绝全面汉化， 反而有利于他们长期保留在中原的政治控制。不过，即使这样，危及明朝的白银流动性过剩，和文官集团对自由工商业的侵袭，同样危及以满清，只是程度没有那么 严重，而治疗措施也比较到位。后者，集中表现在康熙末年的夺位党争，和雍正新政上。
继前文《明朝亡于经济危机后的崩溃》， 那么，从政治角度看，满清的成功，继是唯一能够恢复生产，并把生产转换为军事实力的政治单位外。在政治上，也是唯一可以达成武装控制的同时，减少了文官集 团管理成本的政治集团。军事上的成败，仅仅提供了达成最后成功的多次尝试而已。明朝帝权与文官集团的争夺、内斗痕迹非常明显。以此为政治目的明朝诸帝，素 质未必真的如金庸所称，“低于清朝皇帝一个档次”。另一方面明朝本质上亡于专制制度的膨胀，当无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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