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抵御美国软实力压迫致命的诱惑

依托《人权普世价值观带来的软实力优势》，美国及其欧亚盟国，享尽了《上帝保佑美国》的战略优势。如果以为美国经济政治军事体（注意顺序），是通过军事进攻扩大优势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文化深知《守为正着攻为奇》的国际竞争要则。美国文化，是利用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渗透唤醒世界各国民众《我的利益在那里》，加大各个人科动物园的管理成本，动摇动物庄园的政治基础；要么被美国相关的力量轻易推翻，要么，就由中式或阿拉伯式等等各式《大君先进爱国代表们代表了人民说不的权力》，成为美国的自愿的殖民地。

接受了人权普世的价值观的社会，就必然接受市场经济。美国此时就利用经济先行的技术优势把握尽可能大的市场定价权，先世界之利而利。美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是侵略者，而是，这一种渗透战略的保卫者。这是任何动物庄园卫队，无法与美军抗衡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在美国刚刚建国之初，占有世界三分之一领土才三分之二制造业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这种综合经济政治文化体系对抗，而节节败退最终被同化。

今天，由这种文化体系繁衍而成的强大的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已经占据了世界至少80%的综合实力，——————别以为综合实力就是比赛政府花钱谁不要脸的所谓GDP！！这种实力的优势，只不过是扩大了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竞争体的优势而已。那些缺乏人权普世价值观支持的传统文化社会，无非是以其可笑的《自力更生》或主动送死，一个接一个地沦为美国《食腐习性》《可笑的食物》。

部分国家如清帝国，纳粹德国，苏联，毛中国，朝鲜，伊朗、波尔布特等国家，寻求通过政治上进一步强化集权以局部抵销美国这一类市场经济强国的军事优势。这是一种《致命的魔戒的诱惑》！被诱惑的社会，几乎无一例外因小失大，因为小小的市场定价权的部分失落，而付出百倍千倍的惨痛损失。

首先这种类似社会自残式的强身没有耐力；弱势的军事力量无法突破防守态势的强势的美帝国主义军事遏制。被人权价值观动摇的社会给统制者带来强烈的执政合法性焦虑。统制者一方面不得不以自已的价值观《妖魔化美国》表示不高兴；但是示形于外只为实侵于内，，作为最高优先级维持统制存在的国家机器，不得不临时性地向美帝国主义让步，以廉价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对国内的镇押的支持。《缺乏技术性评估手段》的《道德治国的社会》，临时性有效的措施，通常总是会变成永久性的。

这样，就成了“谅中华物力，结美国欢心”，“宁与美邦，勿与家奴”的社会主儿人民民主永久化了。这时侯，美国这类国家也很会适时地提出，“保留一个统一之中国政府为列国做二奶，更符合列国的利益”(1898)，————请问，这时是刘仰嘴里的的中国不高兴，还是中国人民不高兴？这样永久性的巩固政权的临时措施，所形成的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当然成了殖民地社会众矢之的买办，那怕他们声称自已是左派人民民主！（笑笑）。

这样一个无私的国际主义民族社会，当然也无法长期殖民地化运作而逃避瓦解的命运。从而令执政者陷入了更深的合法性危机。人性本私！维护人权利益的本能，构成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本能。殖民地爱国者必然以一切手段希望推翻“临时的永久性的人民民主”，并且，成功与否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和血雨腥风有多浓的问题。爱国者们为了表明这种血雨腥风的正义性，通常会妖魔化前任买办，并称之为革命。同时，重新开始“示敌于外实侵于内”的利益循环，重新构造“临时的永久革命措施”，称为改革。

《主宰民族存亡的权力魔戒》真是很诱人的，历史表明，毁灭权力魔戒，在全社会接受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普世的价值观，有多难了。人性无私！这种让全民族无私而满足一已权力之私的，正是人性中《极端的自私》。真正的问题是，推番“临时的永久性”卖国后，没有接纳“美国人才能享有”的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价值观，这样的革命，无论是套着马皮还是毛皮，还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套起孔皮释皮道皮，难道有机会逃脱下一个殖民地宿命的循环吗？

读者不妨对照一下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现实，看看笔者的逻辑，有什么出入。

《战争是"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的快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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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是什么？中国，美国，阿拉伯的软实力？

当《战争浓缩成了“火力物流”》以后，战争就同时与“国民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领域逻辑地联系起来。那么，与企业管理的关联，又是什么呢？关健词是两个，第一个是物流，第二个是折损比。可以这样说，脱离经济文化支持的军事扩张，至少要退回原出发线；至少！得不偿失！而有军事保障其既得成果的经济文化的扩张，几乎是所向无敌！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将“军事保障经济文化既得成果的守”和“软实力通过经济文化的扩张的攻”结合起来，就是《守为正着攻为奇》的荃解。事实上，毛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只不过，其一太模糊，其二，毛本人在文革的实际操纵中，是口是心非。

在《人权自主利益至上》的《腐肉强食》的国际社会，软实力的另一种解释就是，“腐朽如伊拉克朝鲜的社会”，其饱受专治统制压榨的民众，愿意被那个“强大的帝国”替换掉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对于至少在表面上奉行人权利益普世价值观的美国，显而易见比奉行向统制者无私奉献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列毛主义，拥有大得多的软实力，如果不是无限大的话，————专治传统深厚的中国，是令小国畏惧的食肉动物。

中国的“软实力”，其实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这些白痴愿意象咱们一样，被我们的皇上奴役吗？”，答案当然是NO。于是，中国发现远至天边，近在眼前，统统是中国的敌人。同样的道理，伊拉克战争中毛式粪青期待的毛战争，被伊拉克士兵放弃抵抗，和伊拉克人民的夹道欢迎所代替。复杂的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夹杂其中的宗教和民族的冲突，被毛教徒意淫成了反美战争。

笔者丝毫不怀疑马利基将会表现得越来越象萨达姆。原因在于，与其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做警察，成为各种路边炸弹的牺牲品；不如让萨达姆一世二世成为伊拉克政治的反面力量。让萨达姆一世二世，和这些把可兰经解释出不同的道德的同时，置于人权普世的价值观之上的社团打交道，显然比美军自已警察，具有更大的手段选择范围。而且，道义成本低廉。相信由此而批评美国欠下许多血债的朋友，是不会批评萨达姆之流欠下多少血债的。阿拉伯大君的存在，对于一个拥有超越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普世的价值观的传统社会文化，有一定的合理性。

显然，阿拉伯大君们的软实力，比起另一种方式宣扬奴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软实力，好不到那里去。脱离了人权普世价值观，不愿意允许人民声明自已的利益，不允许人民反对侵害自已利益的政策措施，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及其相关的法律体系，尽管有点“先美国之利而利”，但比起“汝欲与吾同为圣上奴乎”的东方传统文化，其软实力的强弱态势，当是不可比的水平。

人权是什么？说到底就是每一个人“拥有自已劳动价值的权力”。自由是什么？归根到底，就是“自已拥有追求自已的劳动价值最大化的权力”。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我们小百姓出让部分劳动所得，换取社会公共服务时，有不高兴的权力，有说“不”的权力。

马毛唯心特权者声称这是“美式民主”，不是“人民民主”。换言之，“拥有自已劳动的价值，追求自已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对公共服务的质量价格提出监督”，是美国的人才有的权力；————即，只有美国的人才能监督美国政府可能的腐败。这就叫美式民主。请问全体中国公民，您，你们，同意吗？你们可以请他们解释一下他们的“人民民主”是什么东东，如果听不懂他们的大论，就指着他们的鼻子问《我的利益在那里》，————这种权力，叫美式民主和所谓的人权普世价值观呢。（笑笑）

听上去，似乎和战争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上，关系很大，它意味着作战双方谁拥有国际竞争优势，即人权普世价值观及其支持的市场经济综合国力的优势；同时决定着战争战略优势，即《守为正着攻为奇》，既然软实力可以渐渐取胜，让苏联毛中国朝鲜这些国家或溃或“变修”，美国又何必冒险进攻呢？美国历次战争赢得轻松，对手一个比一个可笑，不是偶然的。毛左以为“正义必胜”，“毛中国得道多助”，而实际上，实实际际在国际社会上接触一下，将会发现，无论美国是否有“先美国之私而他人之私的自私”，所谓的正义或多助，确实在美国及其盟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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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日星期五

唯一明确在接触实战前就理解了现代战争内涵的将领，是刘伯承元帅：“中国缺乏铁路，国民党军装备美式的坦克，和炮兵，没有铁路，他们怎么保证后勤供应？”，刘伯承一下子就意识到现代装甲战的核心是火力物流的机械化组织方案，确实是难得的军事天才。而在国民党方面，笔者没有印象，有谁明确理解这个道理，包括，那位蒋军二太子，蒋纬国。也许不应苛求上一辈的人，请问今天信息如此开放的年代，有那个国产军事专家，提到过“机械化组织火力物流”的装甲战解释的？即使军事更发达的苏联，二战中对装甲部队的使用，是“机械化的火力物流，陆地巡洋舰”，还是突破对方防线的装甲乌龟？利特哈特的“陆地巡洋舰”，很多专家，以为指的是“坦克”。装甲师作为火力打击者的“陆地巡洋舰”，其使用方式是能够离开“港口”，即步兵直接支援，向敌纵深挺进，对敌实施持续的打击。“装甲师脱离步兵编队”，是利特哈德和古德里安装甲战思想的最核心部分，也就是，纵深火力物流的打击，最大限度摧毁对方的物流系统，令敌方最大纵深的军事机器瘫痪，沦为被屠杀的理想对象。

古德里安把这种理论上的纵深打击者，装甲师，变成了实战中军事机器。并通过自行火炮，和俯冲轰炸机，（今天称为近地支援攻击机），弥补机动装甲部队炮兵火力的不足。自行火炮的目的是弥补装甲部队炮兵火力的不足，作为能跟进装甲速度的重炮兵，成为高速火力物流主要实施者。这又是与许多国产军事专家理解有严重出入的地方。很多人，是把自行火炮，当成了“弥补坦克数量不足”的劣质坦克。有了自行火炮和空中火力的补充，坦克的使用，也就根本就是依靠装甲蛮力冲锋车，而是，装备电台的“近距离机动火力侦察车”，除摧毁对方微不足道的分散力量外，一旦确定有价值的打击目标，就把方位通知自行火炮或空中火力，由这些专业人员专业装备，加以专业的摧毁。

想象一下，作为防守一方发现对方的坦克迫近自已而紧张备战时，对方的坦克却停在你的射程之外。当你迷惑时，自已却处于对方强大得多的炮兵和航空兵火力的火海覆盖下。当你的防御已经被摧毁后，坦克才再次推进，用直射火力摧毁你的残存的抵抗。然后数量不多的摩托化步兵，在完全不受你的火力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你的掩体，俘虏你未死的士兵，或者，简单性“确保死亡”，————对每一个活人和死人，都补上一枪。检查你留下的情报资料后离开。寻找下一个打击目标。在苏德战争初期，成百上千万的苏联红军，就在这种迷惑中，象蚂蚁一样被踩死，包括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战斗中，双方的伤亡是几百，还是几千比一了。对于火力物流倾泻的工业化杀人的来说，只要保持成本低廉的物流供应，杀几百万，杀几千万，杀几个亿，无论杀多少“最可爱的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对于偏重防守的一方，阻击攻击者“机械化的火力物流倾泻系统”，就需要能够承受对方的一般性火力（要求装甲），能够赶上对方装甲师的机动性（速度），具有超越对方的火力。这样，就产生了以截击为作战目的的装甲师，代表性是戴高乐主张的“六个装甲师保卫法国”。广为人知的是德国装备虎式和豹式坦克的后期装甲师，现代鲜活的作战例子，是以色列的装甲部队。这类装甲师，是目前军事领域最常见的装甲部队形态。那是因为，单纯的装甲师战术，在空军打击能力大大提高以后，已经落后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今天，向对方后勤倾泻火力物流，对真正的军事强国来说，已经不需要派出“陆地的巡洋舰”，装甲师深入敌纵深。只需要，派出少量的火力观察员，俗称“特种部队”，通过空军向特定目标准确倾泻火力，就可以达到最大纵深（力矩）下的摧毁效果。典型如美军空军，本质上，已经是可以实施全球精确打击的全球炮兵，那又何必再依靠装甲保护的“装甲纵深打击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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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6日星期六

朝鲜战争数字游戏二三事

一些博友关于朝鲜战争的争论，笔者没有兴趣参与。早在半年前，笔者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包括朝鲜战争在内的中国近代主要战争的简单评估。前几篇就是“战争物流”的系列。仅仅是由于随后的毛式游击战评估，涉及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重新变成一个不懂军事的凡人毛泽东，估计会捅一个马蜂窝。因而无限期推迟该系列的发布。

实际上，对于毛天才和中国军事的评估，取决于你认同什么样的采信原则，————要知道，中国是一个《绝对的道德信仰价值观》的社会。象“你是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对美国伤亡的统计，相信美国对自已伤亡的公告”，“你是中国人相信美国不相信中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中国伤亡45万人”……，明明是马列公有主义穷途末路，偏偏说“世界马列新自由主义峰起云涌”……，这些是采信原则的问题。

《认识真理的原则》不同，是“《绝对爱国的忠君》”，还是《实事求事摆脱爱国的权威》的自主评估，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一些严重受到左倾宣传影响的人士，如果能够以易位思维看看他方对朝鲜战争从成因、过程到结局的不同评估，而不是为了维系自已心目中某一个神圣故事而《选择性体验》，相信，你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我们都是自小接受洗脑长大的，你现在经历的，是我们曾经经历的。

实际上，除了战时指挥官估计对方物流供应的情况，会估计对方伤亡的数量，因为它是物流中的一种。对对方伤亡的评估，相对于评估对方维持战争的能力。这样的评估目的，显然与《中式愤青》评估打游戏输赢的评估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战后这么多年，美国方面对自已伤亡的公布是公开的透明的，隐瞒数量都是学界和传媒发掘多年也没有发现的“丑闻”。而美国专业学者对中国方面方面的伤亡数量的学术估计，印象中没有少于50万死亡的，也没有看到大于150万的估计。

英国左派文学家菲.肖特在《毛泽东传》中估计在1950年底以前，中国方面就承受了40万人的伤亡，其中死亡14.8万。可能是一些人“美国方面承认中方朝鲜战争伤亡四十万”的由来。但是肖特的估计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1950年志愿军后勤条件很差，伤亡比例，不可能是发达军队完善后勤条件后的2.2:1以上的水平。（笑笑）

相反，美国方面作为政治筹码评估苏军参加朝鲜战争的死亡，与俄罗斯解密资料的基本吻合，——－苏军死亡超过一千人。另一方面，在中国内战期间，苏军以技术军官援和为主的人员死亡也超过了一千人，并主要发生在1947年中以前。这些人员和所操纵的武器，提供了东北对抗国民党军的主要的火力构成。

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这些拖累中国的“盟国”，最后肯定会“忘恩负义”，几乎是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知道的事实。站在彼方的角度，慷中国人民之慨的是霸权主义者，“越南人民感激中国人民的帮助”，“越南人民不会向霸权主义屈服”。听说今天朝鲜人民在枪口下“很团结”，但是看来今天越南人民没有枪口的威胁也很团结，估计，明天朝鲜人民没有枪口的威胁，面对“霸权主义”，会比今天更团结。这就是一些汉奸吹捧朝鲜金国将军的必然结局。难道，仅仅是因为金国暴行酷似毛上帝，这些毛教徒就统统灭绝人性当了汉奸？

人性本私！作为国际社会中，不同的民族社会的人权集合的“主权”，拥有“人性本私”的一切特征。“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些朋友已经提出了“朝鲜局势要看对中国什么样的利益最大化”，另一些朋友的纠正也非常正确，“中国利益有皇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实际上，象金国正日的利益，和朝鲜人民的利益，就完全相反。所以，“中国利益最大化”，这个中国，是那个“国”？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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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愿世界各国和平、合作、富足

人权普世的价值观令世界互相理解、和平、合作、共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dbmy.html
 或问，“什么样的国际社会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战国与秦灭六国并非今天适用的政治模式》和《国际列强的食腐生物杂性》，以及《示敌于外者必实侵于内》这几篇文章，是笔者如下观点的根据：国际社会和平、合作、安定、富裕、共约、富裕，最符合中国社会的利益。

国际社会，与人际社会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希望自已鱼肉同胞是毛教徒，所谓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大谈仁义道德，骨子里希望别人个个倒霉。炒股的话，就算我自已不赚钱，最好别人个个亏大钱，这样相对而言，我就“贵重了”。笔者《人权经济学》 将会指出，这种损失不利已的地位观念，实际上是把“人权”当成了财富货币。在等级社会里，把凌驾于别人痛苦之上的剥削阶级价值观，视为自已快乐的源泉，为 此，不惜付出“身外之物”，——财富的代价。持这种落后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者，无不一穷困潦倒而毁了他自已的一生。但是，这恰恰就是中国 的《仇视人权正当财富》的传统道德观。

笔 者从人性有私的道德观出发；则希望，我的亲人个个是富翁，我的朋友个个发大财，我的社区，我的家乡，我的父老，我的顾客，我认识不认识的所有以善待人的 人，个个生活富足，————前提是，谁也别想骑在我的头上，————只有他们富足了，我才有生意兴隆的机会。经济学上，称为景气！我希望人人生活美满、富 裕幸福，那是因为我是有私的人。毛教派左派希望人人穷成光蛋，那是他们无私者无德，丧尽天良！！

国 际社会上，同样如此！笔者希望朝鲜半岛安定富足，笔者希望金将军正日全家见鬼去，换来几千万在枪口下“团结”的朝鲜人民的解放，换来朝鲜半岛的统一，换来 东亚韩日的非军事化，换来亚太的和平、安定、统一法治的市场，公平的贸易环境，换来我们的高就业，高工资……；笔者希望美国人民战胜经济危机，笔者希望美 国人民富裕，希望欧洲富裕，希望印度富裕，希望东南亚国家人民富裕，希望俄罗斯人民富裕，……！

笔 者不相信，每一个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战思维，“富裕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人类”，“富裕的目的就是为了劳役他人”，笔者相信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 都是热爱和平的，都是有私的。而不是，无私无德的马列毛教徒！笔者认为，当中国周边国家的富裕提供的市场互惠的购买力是强大的时侯，富裕的强国有什么必要 窥伺象朝鲜那样穷鬼的“人肉市场”？而象毛主席的好兄弟霍查和金国正日那样，在富裕的邻国围绕下能够到处树敌，形成第三世界的忠实的赤贫伙伴，那是需要相 当高超的“领导才能”的。（笑笑）

富裕的世界能够提供中国产业成长的市场，这样中国不需要高价买入 外汇，即低估人民币，也来换来更廉价的、更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中国国家的存在，应该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富足，让中国成为和平的一分子，而不是，危害世界 和平的“强大秦国”，或者，成为压榨中国人民人权利益的工具，————国家是一部分人劳役同胞的工具！

笔 者更希望中国人民也能富裕，但是，它并不取决于国际社会。中国人民的富裕，取决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使自已劳动价值最大化的自由，拥有自已人权利益最大化的 自由，和保护自已私有财产利益的基本权力。这种思想，早在１７０年前就照耀人类，————《国富论》！同样，期望别国“经济危机”，自已可以趁火打劫“强 大”者，世界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持这样价值观的社会，无一不是穷困潦倒最终崩溃，————苏联、波尔布特、阿尔巴尼亚，毛中国，朝鲜……！人类历史 上，这就叫“邪不胜正”！站在正义的一面，让中国人民可以拥有追求富裕的人权！这就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之服务的，才是真正值得去爱的国家利 益！

2000年前，赵充国将军能够认识到《妖魔化敌人就是对自已的背叛》，今天却仍有许多人接受“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所谓爱国主义，全然不顾《国际列强是食腐习性》。 国际社会，并不是一个比赛谁更狠，比赛谁更无耻，谁更出奇制胜，谁更雄才大略，谁更能标榜“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的比赛，只是冷酷无情地比赛谁的内政 清明，谁有可持续的发展，谁犯的错误最少，谁更有能力成为食腐动物，而不是被列强食腐撕食……，人性本私！放弃霸权主义冷战的观念，中国社会会发现，人类 社会之间的友善合作，会比国内国外的相互敌视提防，带来更大的利益！　

最后，告诫一些还没有丧尽天 良的邪教痴迷者：当你用冷战阶级斗争的眼光去敌视同胞时，你将成为人民公敌；当你用仇恨敌视的眼光看待邻国时，你将得到不止一个敌人。象金国正日一样敌视 全球，必将收获全球的敌视，对于“示敌于内实侵于内”的金将军正日家族，未尝不是坏事；但是在中国，你有多大机会成为中国的毛二帝，又有多大机会，成为毛 二帝屠杀同胞中的一只蚁民？为了你的子孙后代，重新审视你的天良吧！放弃“征服世界统一全球”的观念吧！世界是用来合作赚钱的，不是用来征服的。理解这一条，你就理解了“美帝国主义”。（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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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美蒋反游击战

美 国的反游击战要复杂点。其实说来，美国兵算得上是历史上比较文明的占领军。不过碰到的游击战也最多。看来，好人不好当，做流氓人见人怕。美国人没有办法， 只好实打实地剿灭游击队。越军著名的316a师，就曾经在清化公路给美国两个营外加两个空降连诱歼，损失4000人！多乎哉不多矣，这个师也就4000号 人！美军也确实是两个营两个连，几乎没有损失。战术呢，和《爱国者》的英军马车装步兵诱歼BMartin一模一样！那是小儿科！美国人隔断游击队和越南民众主要办法是小村并大村，称为战略村。诱使越南军队攻击战略村，在开阔地带被美军火力大量杀伤。

越 南战争是一场正规战争，而不是毛式游击战。南越的战争物流通过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主要是人力炮灰，源源不断。到达南越后尽可能借丛林掩护接近 美军射出一梭子弹，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可别少看这个任务，99%的士兵一发子弹没有打就死掉了。越南战争是丛林战！丛林能够削弱火力的效果吗？呵呵，那要 看什么火力！传统的小口径炮兵火力，丛林可以削减50-80%的杀伤效应，更重要的是，不方便炮兵观察哨的校对。但是美国对付越南的火力真的是火力：凝固 汽油弹！丛林的削减效果几乎为零！

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死亡58000人；其中病亡和被袭击伤亡占了 大多数。美军真正在战斗中的阵亡，据称在万人以下。最大量的伤亡来自运输线路旁，越南伏击者借丛林的掩护，近距离射击美军运输队所致。于是，美军在越南相 应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兼职农民除草：用落叶剂把公路两旁射界内的树，统统整死，然后一把火烧光。实际战斗的美越双方伤亡对比，一般估计是1:100以上 ——这是陆战！如果剔除实际上只占少数的战场伤亡和热带病疫，美军战地死亡年均只有2000人多一点，————伊拉克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军死亡已经是 4000人。越南战争美军是否有承受不了的压力，还是各自评估吧。

斯里兰卡的内战也是丛林战。斯里 兰卡没有美国那样的空投汽油弹，但是似乎燃烧弹并非禁止武器。而且，丛林尽管对重炮火有衰减作用，加多几倍火力物流的强度，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拥有对外 贸易和火力流物补充的斯里兰卡，在固守目标明确的狭小区域，能够把战争打足25年，真是挺难理解这种专业水准的。在火力物流下，泰米尔最可爱的人或者最可 恶的人，在丛林中变烤猪，火力加工工序一样，产品似乎难以进一步加以鉴别。

毛式游击战需要敌人的高 度仁慈，以便游击队可以安全地躲在人民的人肉盾牌的背后，偶而打击一下敌人。另一个办法就是转移。这个办法至少在抗日的东北就没有成功，那可是世界上空间 最大的游击机动地区！在更狭窄的地区，使用雕堡、铁丝网、公路铁路封锁丝，可以很好地隔离毛式游击队的活动。分区后逐格强化对游击队的清剿压力，可以迫使 游击队机动躲避。被迫机动的游击队极易暴露在对方少数精锐特种部队的袭击威胁之中。

这种特种袭击在 抗战中称为扫荡，在1950年称剿匪，在越南和阿富汗战争中称为特种行动。无论是苏军还是美军，这种反游击的特种部队的杀伤比都在1000倍以上。美苏都 认为，游击队至少一半的损失，是由极少数的特种部队完成的。不知在抗战中，游击队与日军类似特种部队的小编队作战过程中，伤亡比例是多少？而事实上，这种 战术与罗马时期庞培对付海上游击队，地中海的海盗，大同小异。

因此，游击队并不能依靠敌后生存。毛 式游击战争成立的前提，一是敌人相对比较仁慈，或者战场空间比较大，敌人错误地分散了兵力，此两者，抗战中涉及到汪精卫的作用，这里不复讨论。最后一条可 替换的要素条件，就是游击队有后勤补充。这时，游击战已经变成了前沿破袭战了。越南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正规化的前沿破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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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游击战和敌后抗争体现的文明进步

电影故事宣传牛皮里的《毛游击》 纯属战争故事中的闹剧。真正帮助八路在抗战中生存下来的是“武装割据”，与敌妥协共存，伺机待变！——这是没错的！这才是真正的敌后战争！在抗战是这样， 在阿富汗战争，同样是这样！因此，笔者不再把毛游击作为战争方式考虑，而以敌后技术性袭击与反袭击，作为游击战的研究对象。最成功的反游击战案例有三，蒙 古，德国，和美国。不把日本列入重点的反游击考究范围，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部分患者的信仰情绪。

蒙古无疑是成功抑制敌后游击的战争机器。他们的方式很简单：把后方可能威胁他们退路的人，不敢是投降的还是欺骗的，外加上继续顽抗的，统统杀 光！部分原因，是因为蒙古人文明程度低，缺乏吸引投顺者的人格魅力；同时蒙古人少，特别缺少步兵占领军，不足以占领广阔的被征服地区。从这个角度看，蒙古 人的十光政策，有一定的技术上的合理性。(reasonable)。这种手段在通讯发达的社会，无疑将激起剧烈的反抗。幸好蒙古人所面对的社会，既封闭又 和谐，为了防止出现群体事件，统制者钳制舆论，把人民当成了会说话的畜牲；大大方便了蒙古军的革命作业。

可见毛游击是有前提的，就是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妖魔！而且，越是象美国那样显得天赋人权，越是不报复平民，毛游击越是有效。这是一个躲在人民生命财产背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八个美大兵拯救小私》 的故事，是不会发生在这种军队中的。毛游击对侵略者的道德要求太高了，连苏联红军都达不到。在阿富汗，苏联红军把运输线和据点周围的阿富汗村庄全部摧毁。 唯一比蒙古文明的地方，是苏联人大体上不会专门杀平民，允许平民带上财物离开。但谁要有一点拒绝离开反革命的土房子，马上就给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革了小 命。

德国是另一个成功反游击的军事国家，实际上比蒙古人还要优秀。德国人没有屠杀居民，却成功地消除了几乎所有游击战的威胁。就算是著名的铁托游击 队，对德国人的杀伤总数中国人全都数得一清二楚，————全放在<瓦尔特保卫撒拉热窝>上了。主角扫一扫冲锋枪造成的德军伤亡，相当于实战中 德驻军一个月的损失。著名的苏捷什卡战役，参战的主要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德盟军，而不是德军。铁托损失了三分二的兵力。德军空降兵据说只伤亡142 人，其中估计包括空降技术不过关摔死摔伤的。汶川地震时中国王牌空降军的王牌跳伞运动员不是说大雾看不清地面因而高度危险吗？——－德军就是在大雾中空降 的。

德国的成功之处不是反游击本身，而是反得连游击也没有发生！充其量就是出现几次炸弹事件。这类事件，今天美国在伊拉克，一天碰上好几十次！美国 人大不了是神经过敏乱开枪乱打死了一些无辜的疑似敌人。德国人可没那么好心：死一个德国人，枪毙50个当地的代表人物！想逃？加倍轮下一批；并且，把逃跑 者的家属全部送进死亡营！结果，占领区的民众拿着老枪帮德国打游击队，要挨枪毙时，没几个敢逃的！

德国人继承了１９世纪以前的欧洲军事传统，不用象美国人那样顾忌人权！即被占领区有自已反游击的义务。否则，占领者有权报复，游击队员和间谍是 战争犯罪，有权被处决。苏联著名女游击队员，就是因为烧一个马房被抓住绞死的。德国人的特点是，无论是收税还是杀人，除了预作声明，如果不是违反原声明， 德国人真是秋毫无犯！纪律比打进南京冲进美国大使馆的人民子虚弟兵还要严，而且纯属自然全无做作。结果很有效！现在明白为什么贝利亚要派出德语士兵扮成德国兵到敌后强奸自已的同胞杀死妇孺，留下青壮年苏联公民迫他们打游击了！贝利亚的爱国行动到底是增加了游击队正常是增加了费拉索夫解放军的兵源，目前已经无法考究。

事实上，日本人一边三光政策，一边和地方割据七路八路九路十八路谈判井水不犯河水的约定，也很有效！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与马苏德也谈了几次跨 年的停战约定。潘杰希尔的雄狮马苏德，总是今年还是阿奸，明年就是民族英雄，后年又是阿奸，如此反复。当然，阿奸不可奸，是中国产品的标准。

由此可见，毛式游击战是不存在的。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敌后游击战、谈判甚至“投敌”，其实是一种以反抗潜力为筹码的妥协谈判，以此减少被占区人 民生财产，在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的无谓损失。在中国，至少自三国时代起就广泛存在。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人类战争史中体现出来的文明和进步。人类战争的发 展，并不仅仅是杀人效率的提高，事实上，也饱含了人性文明程度的提高。马列毛式人类残杀观，是文明倒退性质战争意识。

《战争是"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的快递专业》
《人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的义务》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4441.html
《不惜一切代价牺牲全民族利益是卖国！叛国！》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21.html
《拯救大私瑞恩和八个大兵》
《反游击战和敌后抗争体现的文明进步》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6131.html
《美国反游击战》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3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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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

强迫人民承受巨大的代价，打效果不明显，至少是效果不大的“游击战争”，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热爱民族利益的政府所为，不是一个热爱民族利益的政党所为。提倡爱国主义，并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人民也有不爱国的权力！人民有更热爱自已生命，更热爱自已的家庭，更热爱自已家乡父老的义务！人民没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以爱国的名义，象苏联斯大林贝利亚一样，直接造成人民的损失，更加是切头切尾的叛国行为！

游击战的效果是增加敌方通过占领区的物流成本，或利用占领区资源支持战争的手段。是否造成对方的人员损失，倒在其次。但是，这样一种效果，如果因为敌人的报复而显得过高，那还不如让民众逃难！否则，效果等同于自已屠杀自已的同胞实行三光政策，“焦土抗战”。而蒋公的“焦土抗战”是带出民众，摧毁当地战争资源而已。蒋公可没有说把自已的民众全杀光！

由于那里是敌占区！报复的主动权在敌人的手里！帮助接管的抵抗组织可以搞，但是强迫人民游击战，剥夺人民评估游击战的效益的权力，本身，就是叛国行为！将心比心！这样残忍的国家，那里值得人民舍死忘生去爱？

有趣的是，美国社会对毛游击的认同程度超出了笔者！这是从《爱国者》一片中的票房水平得出的结论。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没有思想舆论管理层，不会通过删文章引导人民思想的一致性。所以就算象希特勒萨达姆金小鬼也有他们的美国粉丝。毛上帝在美国的粉线所冒的人身风险，明显小于我等在国内发文章！（笑笑）。所以如果有个案毛粉丝，并不能说明美国社会认同毛游击。但是票房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统计意义。

所以，实际上的美国式模仿毛游击的《爱国者》银幕游击战，长了一付梅尔吉布森，有着兰博战斗水平的美国版毛泽东B.Martin，受到美国观众买票承认，可以认为，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认同毛的游击战的可能性。尽管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片中的反派英国上校，实际上是曼彻斯特的战斗英雄，一位骑士风度的绅士。

但是如果注意到《爱国者》电影中体现的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可能会更能帮助中国人理解，什么是人权普世的价值观。第一，B.Martin是在力争和平而不可得，同时自已儿子被杀，农庄被烧，人权利益被严重侵犯，才奋起自卫；B.Martin是反对暴力对抗的；第二，当英国报复时，美国价值观允许游击队员为保护家小放弃游击战。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放到抗日战争，这些“为保护家小放弃游击”的爱国者，就统统是叛徒了。

这就是笔者所说，提倡爱国，但允许人民不爱国！这正是前文《人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的义务》的中心思想。可见，建立在人权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民主宪政，反对的不是毛上帝本人，而是那种“人民的大救星”，“人民卫士”，躲在人民的背后，那种极端卑污的勇气！

《战争只不过是国民经济中有效益边际的一种产业》，《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方案》，世界上没有任何不惜一切代价要打的战争，也没有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的和平，没有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的利益，更没有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的面子！当一些人《妖魔化敌人》，声称这个不惜一切代价，那个不惜一切代价时，如果不是白痴攻性性精神病人，就是别有用心的坏人！

战争不是靠士兵的死亡打赢的；战争更不是依靠公民的死亡打赢的。打赢战争的是科学家，工人，农民、管理人员……，是民族社会的综合国力；是民主国家对共同利益认同下的齐心协力！一个民族社会，一个民主国家的利益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存在不惜一切代价要打的的战争，不存在不惜一切代价要保的和平。任何自称是爱国者的人，都要忘记“不惜一切代价”这个词！除非，那根本不是你的代价！参考茅于轼先生，《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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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

人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的义务

抛 开游击战的种种争论，把游击战归因为提高“占领军的占领成本”，也就可以使用经济学理论，从国民经济效益和亏损的角度，考察包括游击战在内的作战价值。以 此观毛式的人民战争理论，也就是未战而放弃最主要的战略利益，寻求在敌人吞并后，牺牲民众利益的办法，增加敌国占领和吞并的成本。如果光是这几条，只能说 是蠢的话；那么，再加上毛的好战，毛上帝，就是中国有史以来卖国误国程度最严重的第一人。

举一个例 子说，两国相争，如同两家公司互相购并。所谓的实力，就是各自准备的购并资本。互相运用传媒、法案、操盘手，等等，在市场上博羿，这叫战争。放弃购并，让 人家全部吞并自已的股东权益（原股东全部归零），却希望依靠上班时鼓励员工捣蛋、怠工，迫使购并方自动退出公司，——————有这么蠢的吗？不过，毛上帝 显然不是卖国贼，除非，他真的懂军事。这是很搞笑的结论：如果毛上帝是军事天才，他必定是一个卖国贼；如果他不懂军事，毛泽东至少在抗日战争，是一位民族英雄！

如果联系茅于轼先生《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那么毛上帝的和平时期特别好战，好的还是祸国殃民、唯恐中国不亡的“人民战争”，毛上帝可不是一般的卖国！

把战争看作是国民经济的产业分支，那么它就一定符合市场的原则：“只有市场经济即人权自愿下的交换，还有计划生产，计划分配，而不存在计划经济”。战争主体 如果是国家，而不是罗马式的战争承包商（皇帝，行省长官），那么战争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就是一种特别税收。如果不能从税收中获得既定的收益，那么，战争就 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由此，战争也成了一种可以衡量成本利润的国民经济活动。无论是对于“侵略还是反侵略”，剔除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道德绑架，也就是面子 的因素。战争如果不是可以依靠小成本投入，换取更大成本的收益（强者一方）；就一定是可以以较小成本的投入，减小更大成本的损失（弱者一方）

毛的游击战是不存在的，并不等于“游击战”是不存在的。根据前述游击战的战略对应选择方式，防守方要使用游击战手段，至少要考虑民众的承受成本。否则，本地民众有可能在保家保命的情况下，与侵略军联手，共同抵制在该地的游击战形成。民众的“承受成本”，其实就是该民族的存有权益。只要敌方不是蓄意破坏，已方至少应该同时爱护。因此，尽管中国思想管理层，把这种行为一律污蔑为“此奸那奸”，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地区民众自保家园生命财产的行为，是正义的爱国行为。

我们可以敬仰某些爱国者自已摧毁家园，杀死家人对抗侵略军，（假如不是关键作战地区，有点愚蠢）；但是，如果强迫所有人这样做，那是自杀，更加是民族犯罪！连卖国都不知！该代价可以看作是侵略军劫持的老少人质。毛上帝的人民战争，就是连人质统统扫掉。很英勇。不过，如果各位不幸是人质，估计感想就很另类了。利用了民众的力量，却完全不考虑民众的损失，也就成全了毛游击的“军事天才”。利用了中国人民的劳动，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福利损失，也就成全了低估人民币出口导向的“发展”。凡此种种，似乎，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痼疾。

这种本地民众保家保命抵制游击战的局势机理，在二战德占区，成为压制游击战的强烈机理。甚至于今天俄苏解密，贝利亚曾经派契卡士兵装扮成德国士兵，到苏联老百姓家里打济击战，杀人放火强奸做坏事，迫德占区居民“打游击”，也没听说过苏联德占区有过什么游击战。著名的卓娅，也就是在刚沦陷，还在拉锯状态（莫斯科战役）时，跑去烧马棚而已。被作为间谍处决，这在当时欧洲是通例：穿军服是战俘，不穿军服是间谍；后者可以合法处死。著名的美国英雄黑利上尉，也是这样被英军处死。至于说性侵犯卓娅，除了苏联舆论管理层，找不到具体的证据，或者可信的记载。另一方面，象苏俄那样，派出“红军战士”到敌战区杀人强奸，强迫民众爱国打游击，到底是犯罪，还是爱国？苏联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那个更邪恶？

即使是著名的铁托的“游击战”，也是呆在没有人烟的山区除小鸟放枪打游击！至于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只存在于电影故事，————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首府。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素有嫌隙，被德国人分而治之。波斯尼亚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与德结盟对付塞尔维亚。又怎么会出现塞尔维亚的瓦尔特保卫波斯尼亚的首府呢？就算有，对付的也不是德军，而是波斯尼亚的警察。真的想回味“游击战”，不如拍拍《切格瓦拉保卫纽约城》，改行当蝙蝠侠好了。反正编故事不犯法！“切格瓦拉在纽约抵抗了全美三亿资产阶级”……，多酷！

如果读者能够从敌方视角，反面了解一下，毛式的游击战的对抗手段，和实战效果，就会更能理解，笔者为什么反对毛式的游击战发明。举一个例子：岗次宁次在战后与蒋介石交底时，告诉蒋介石：“日军在八年战争中的治安损失总数是六万人死亡”了。治安，也就是所谓的反游南战；不仅仅是八路，还有九路十路……的武装。这里不谈“信谁不信谁”的争论，只是列举这个数字，然后，再列举另一个数字：美国政府宣称在越南战争总的死亡人数是56000人；俄罗斯国防部宣称阿富汗战争死亡15000人。毛式“人民战争”式的游击战实际效果，也就是对敌带来的战争成本，究竟如何，还是读者自已考究吧；而其代价呢？

难道真的存在“不惜一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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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打击

另一方面，甚至在诺曼底和阿登战役的实战中就已经表明。空中打击，可以构成对装甲纵深打击的“陆地巡洋舰”的致命威胁。如同日本的战列舰，面对美军空中打击，只能奋力挣扎，用“最可爱的牺牲”，争取沉没时间稍稍推迟，或者是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AT THE MOST。“陆地巡洋舰”的装甲师，他的物流供应，受空中打击的威胁，更甚于海上的霸王————战列舰！在阿登，油料弹药中断后的最强大的德国虎式坦克，只能在德军撤退前，自行炸毁；——消灭装甲师最好的办法，不是针对它的铁拳，坦克；而是，针对它脆弱的后勤供应。一旦后勤中断，机动火力物流机器，装甲师，同样是被敌方自由歼灭屠杀的对象。一些军盲徒劳地对比着各自坦克装甲、火力的兵器谱排名。而不知道，坦克部队的对抗，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拳头打在小腥上。坦克是带动已方重炮兵攻击对方后勤线的工具，而极少是面对面直射的武器。那怕，库尔斯克的战场描述，热火朝天。那不是战争，是文学！


甚至于德国人自已，消灭苏联担克最多的战争人员，也不是地面上的坦克手，而是，空中的飞行员！斯图卡上校，汉斯鲁德尔，在大约一年的出击中，摧毁了超过500辆苏联坦克，和大量的装备、阵地、战场设施。有人估计，死在此君手上的苏军人员，可能超过一万人！冷战期间，苏联拥有的四万辆坦克，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专用于消灭坦克的空中武器，也远不是二战德国挂着37mm高射炮的螺旋桨飞机可比。“如果战争爆发，苏联坦克在到达莱茵河以前，就会被全部消灭”，这话，不是美方军事人员说，是一位俄罗斯将军，在九十年代说的。笔者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就大家都看到的电影来说，笔者认为最接近于实战表述的装甲战影片，是芬兰的《Tali》。该片讲述1944年苏军反攻维堡地峡时芬兰军队在德国航空兵的支援下，成功挡住了苏军进攻的真实历史。影片中仍然刻意描写士兵的英勇，不过，在一笔带过的结尾，却提示所有观众，苏军攻势终止的原因，不是因为芬军奋力摧毁苏军的坦克，而是，芬军炮兵和德军航空兵，摧毁了苏军穿过地峡的后勤补给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的装甲战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经过时了。装甲部队已经降级到，在空中火力物流倾泻后，对地面目标补充打击的地位。空军作为战区全景“炮兵”，甚至全球“炮兵”，在精确导航技术帮助下，只需要配合少量的地面隐蔽观察员，就可以起到100年前，也就是中国人迟至90年代中越边境对峙时的战术，那种付出无数地面士兵伤亡，才能协助传统炮兵完成射程内火力物流倾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事与美国这样的世界顶级军事强国，其差距，甚至比鸦片战争时，清军与英军的技术差距，还要巨大。


中国传统军事理论，政治宣传所关注的，即“视死如归的最可爱的人”，无非是把人的生命，看作是战场物流中唯一的因素。换言之，中国并不关心能够夺取胜利的专业人员的生命、和专业水平，以及专业水平的发挥。中国军事理论，关心的只是以壮烈的方式，迎接惨败的到来。毛式中国的军事理论，除了内战，不关心任何战争的胜利，相反，以异常严密的组织，保证每战必败。然后，开动宣传机器，把惨败，声称为壮烈的胜利。笔者对于这种“胜利”，实在是很不感冒，也很看不上眼！


战争是一种专业化的技术工程，就成本效益来说，特别是现代化战争，比大多数非战争的贸易活动要低。这是构成目前世界各大强国，倾向于使用非战争的经济贸易手段，辅助于战争威慑，达成国家利益博羿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笔者认为，美国具有军事征服整个地球的实力，但是所作所为，却是为了维护这个星球贸易市场体系的原因。不是美国是和平的天使，而是，美国是很有点理智的利益怪兽！中国与其费尽心思冲击这一市场贸易体系，换取一点点远不是真实的“崛起的军事体验”，不如，利用这个体系为自已服务，更有利于自已真真正正的世界实力的崛起！


当战争的规律，被简化为“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时，战争操作，有如快递公司的经营。向后，它联结着国民经济，向前，它与普通野外工程作业的物流管理大同小异。理解现代工业企业管理，比梦想成为战争英雄，更有助于成为一名高素质的现代军人。军人，其实就是工人，专门操作杀人机器杀人的工人！因此，一个强国理想的战争，不是轰轰烈烈死了多少人的英雄故事，而是，不知不觉辛辛苦苦完成工程作业，赢得让人没有悬念，（有一点悬念也不打这仗了），让对手很不服气的胜利。国家在这种战争中得到的，不是战争失败过程中的英雄故事，而是忘却战争英雄后体验的社会效益。忘却，是因为完全没有悬念的战争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英雄。

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上对军人的苛求，所谓勇敢，只不过是补充炮灰的增效手段。军人职业上的勇气，只不过是完成职业操作的要求之一。如果不具备，不要从事这个职业也就完了！作为专业化、职业化战争中的军人，专业训练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完成专业操作的心理因素保障，所谓的勇敢。根本用不着军盲们在社会里百般鼓噪，苛评。在战争中，我们需要的是由最可靠的人，在专业化战争中获取的胜利；而不是由最可爱的人，在壮烈中迎来的失败。笔者认为，脱离专业范围的所谓爱国的勇气，毫无军事价值。清醒认识到战争是可以无限制供应，满足任何杀人需求，“单方面无限制杀人，自已可以没有任何损失”现实后，或者，可以减少选择战争作为爱国的道德手段的脑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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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专业能力的毛泽东强行道德治国是历史悲剧

由此可见，在第一次内战过程中，德国顾问教蒋介石的雕堡合围，是打占了毛游击的要害，————事实上当时朱毛红军是运动战，而不是游击战。中央红军没有在围剿中被全歼，并不是毛的天才原因，更可能是蒋低估了朱毛红军的威胁，有意而设的政治天才：蒋介石故意放出红军，由中央军在红军背后加以保护。（保护？），对，是保护！这样蒋军就护送着红军把西南的军阀赶走了，名正言顺兼并了西南西北各政权。

因此红军真正从长征中生还，并非在“几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中”生还，而是，在几万蒋军的保护下，帮蒋介石赶走了西方军阀。于国民党蒋政权，是立了大功的。后者，只是猜测而已。只有疑证，欠缺实证。（笑笑）。由此再联系一些博友提及的斯里兰卡内战，在如此狭小，如此容易发挥火力而不易游击机动的地区，战争可以打了25年。这斯里兰卡的战斗力是很强的，至少达到女童子军水准。

毛泽东打老式战争在行不在行，取决于党史公开的早年资料是否详而实。从实际条件和具体的政策来看，这两点要求的满足都不容乐观。很有可能象俄国公开的资料一样，有关斯大林的军事天才，在档案记录中就已经开始了系统性的做假。这样的材料公开与不公开，已经没有什么大价值了。

但是从毛泽东后来种种公开论调来看，明显表明这位三国时代的《军事天才》完全不了解自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现代战争形式。他的“人民战争理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有如全民族自杀。一个不懂得重武器的概念的人，甚至连武器的概念也不重视的人，不明白军队正规化就是工业生产中的标准化质量管理的人，仅仅依靠三国演义的厚黑阴谋的军事天才，所指的军事，也就只能古代原始的战争的军事了。那怕，用的是现代的玩具兵器。

不过，如果说毛完全不了解重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笔者相信是冤枉了毛同志。“决定战争的关键性因素是人，不是武器”，是一个唬弄白痴而且永远正确而没有意义的真理。战争什么时侯不是人拿着武器干架的？从形式逻辑上说，显然是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从毛不惜朝鲜战争中的冒险，以及随后十年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饿死几千万贱民的代价搞重工业来看，毛对武器的痴迷和狂热，除了斯大林，整个２０世纪没有几个人比得上。

毛其实是一个武器致胜论者。而对武器效能的知识，和武器组织使用的知识，即现代军队的组织知识，毛对这些知识的贫乏也达到了“毛”的水平。以于于甚至抹杀了工业化战争技术分工的特点，盲目性地“人人平等”取消军衔。现代战争知识的贫乏，令毛对现代战争的风险和收益完全处于盲目的认识。类似于一个土老冒变卖了所有家财跑到沪深股市投机跟风炒权证，一会儿是信心万倍以为明天就是大富翁，一会儿输得精光心灰意冷。毛对现代战争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水平。

事实上，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和毛神论的面纱，纵观毛的一生，会发现，毛对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知识贫乏，完全依靠《哲学裁判科学》的唯心主义，对具体专业工作指手划脚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行业包括了经济，军事，行政，外交，农业，工业，教育……，除了阴谋厚黑与人谈心许诺诡辩马列成毛主义，笔者看不出毛和他身边那个群体，是那个行业的专家，又信任了那个行业的专家处理了该行业的专业事项。似乎只有一个除外，康生，专用于特务政治。

毛的历史悲剧，就是一个《道德治国》的悲剧，也就是一个《明朝式的社会脱离科学富国强兵》的悲剧，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道德先生胡乱指挥》的悲剧。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其实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实际操盘国家大事乱搞一气，搞出了大混乱又下不了台，干脆当臭老八除掉所有臭老九，即官僚版前传的行业专家群的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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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敌方“火力物流倾泻”的防御体系

要突破敌方“火力物流倾泻”的防御体系，就必须能够承受突破段的火力倾泻，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向对方的战场物流系统，及协调中心（指挥和通讯系统），倾泻摧毁性的火力物流。前者要求装甲，其次要求机动性，最后，要求具备火力。这就是装甲战术。英国的利特哈德结合海军巡洋舰的经验，把这种用于突破对方防线，深入对方纵深摧毁对方的物流、指挥、通讯系统的陆军编制，看作是陆战“海洋”中的巡洋舰，称之为“装甲师”。利特哈德最一步提出，装甲师的作战威力，取决于它深入摧毁对方的纵深物流系统的能力。战场物流被摧毁的敌纵深乘以战场宽大正面，整个“面积”里的敌军，就成了“崩溃的步兵组织”，任由进攻方的有组织的步兵和装甲兵的歼灭屠杀对象。这就是著名的装甲战术的“力矩原理”。


注意，即使是我国很多“军事专家”，都是错误地理解了装甲师的作用，和装甲部队的力矩原理。他们用现代军盲毛泽东的谬论，红军半原始时代的“步兵歼灭战”，去理解近代社会的装甲战（装甲战在1944年已经落后了，成了近代社会）。常见错误理解为。装甲师的作用是切割敌军防线、部队，予以歼灭；其错误之处，参考前述“力矩原理”，和火力物流的作用。这是比较高级的理解错误，可以说，是水平不高的专家迎合了水平很高的观众，自我发明的错误理论。错误成因，是把毛泽东步兵时代的歼灭战，生搬硬套到装甲技术条件下的装甲战争中。


装甲师的作用，不是“切割分割敌军预以歼灭”，装甲师编制太小，不能担负“歼灭”的任务。装甲师是一个倾泻火力物流的打击工具，而不是，一个坐着汽车的步兵师。后者，叫摩托化步兵，不是特定意义的装甲师。1941年的德国装甲师，能够以平均每天50公里的速度，带同本师后勤单位同速推进，这一条，谁都知道。装甲师推进的目的，是对左右50公里坦克半行程范围内的任意火力点、战略仓库、补给中心、指挥通讯中心、步兵集结点……，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实施打击、摧毁！这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简单算术告诉读者，德国装甲师的战术价值，是每天5000平方公里的打击能力。在这个打击面积内的所有敌军，无论数量是多少，都将因为战争物流的中断，在一两天内成为“崩溃的步兵组织”，成为德军战术单位任意屠杀的对象。心情好时，或者会让俘虏少数幸运者，成为“被俘的苏军叛徒”。


用一维的“穿插距离”，代替装甲部队两维面积性的摧毁效果，是对装甲兵战术的严重误读。以致于，中国军事界，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发明了一种奇怪的战术设想：不带重武器的轻装步兵穿插，作用相当于装甲师的穿插突破，将敌人分割包围，予以歼灭。有很多写手编的英雄故事告诉炮灰预备队，这一伟大的毛泽东战术发明。但是，无论是在朝鲜战争，还是在中越战争中，这一战术的运用，如果不是毫无效果，就是清一色的悲剧收场。原因在于，缺乏重武器、没有后勤支持的、疲劳的穿插部队，既无力打击任何预设的敌方防御，本身，也是对方重武器打击的最理想目标。这种战术，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其他战场上成功地出现过，运用过。可以说，除非敌方部队因为其他因素崩溃，否则，毛式的轻步兵穿插，形同自杀。偏偏，在国共内战中，“敌方因其他因素崩溃”的形象，屡屡出现，轻兵突进的共方编队，抢得战功的时侯多，吃大亏的时侯少，倒也成全了中国旧战场专用的“毛式穿插”的威名。


装甲师是打击工具，而不是穿插占领的步兵纵队。除关键性的物流节点，可能会留下少量的随进摩托化步兵加以扼守外，装甲师不会浪费宝贵的兵力去保卫越来越漫长的装甲走廊，也没有必要！当敌人的机动打击力量已经衰竭后，由普通性的警戒车辆编队，就可以完成对装甲师的行进性后勤补给。自然，这条补给线的可靠程度远不象它看起来那么脆弱，虽然，也有被攻击的案例。在海湾战争中，一支美国后勤补给的排级运输队，因为走错路，脱离了给作战部队扫荡后的安全区域，即CLEARED AREAR，跑进了未经扫荡的地区，被伊军歼灭。此战中，一位看上去挺美丽的美军MM受伤被俘。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攻击了装甲部队这类“脆弱”补给线战例，也是军事教材上最出名的战例，是法兰西战役时，英国三个坦克营的残部，在阿拉斯攻击了德军装甲后勤线，造成了德军约百人死亡。规模不大，但是，其结果却是令可怕的第七装甲师，立刻失去了战斗力，————物流线中断了！这个师的师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隆美尔！尽管攻击对方后勤线很不容易，但是，对比作为法国总预备队精锐第三装甲师堵漏拦截古德里安突破群的艰难而无效的作战过程，不妨承认，坦克部队的反击作用，最好还是针对对方的装甲后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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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战略上的得失

忽视战略上的得失，仅从战术上看，随后十年的边境对峙中，中国利用本国在重型火力上的数量、质量、成本上的优势，避免与越军短兵相接的劣势，在一场一次大战式的对峙中，依靠单纯的火力倾泻，让越南方面吃尽了苦头。越南尽管打了几十年战争，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并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就简单的火力元素，炮弹的口径和数量计，中国自产自销，每一发都可以拉动GDP成长。越南就只能一发发进口，消耗着宝贵而是不多的外汇。两者相较，是不对等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令18天战争里中国大量伤亡而达不到任何战术目标，而在十年对峙中，仅仅拉动了GDP，没死什么人，就赢得了18天战争死许多人的得不到的一切战术价值。（战略上的不说它）。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中国、越南、朝鲜等火力、侦察弱势的军队，勉强发起一次大战式的攻击，（一般是夺取某个制高点的炮兵观察哨），会使用“前沿潜伏，短促突击”的战术。要点在于，要求大规模的步兵部队达到单个狙击手级别的隐蔽、转移能力，在不惊动防守一方的前提下，尽可能抵近对方防御前沿；在已方火力准备破坏了敌军防守的完整性后，以一次大战式的弹性战术，瓦解对方的防御系统。抵近敌军的目的，是减少前沿通过时，被敌方火力覆盖的伤亡。这是火力和侦察能力劣势的一方，不惜生命代价的进攻战术。不过，无论在朝鲜还是在越南，都没有听说过多少成功的战例；却产生了不少英雄故事。包括，著名的邱少云烈士。这种战术不经济，也在于防守方的火力侦察成本也太低了。（一些人以为战场侦察依靠的是特种兵，笑笑）。处于邱少云的处境，尽管打个滚可能扑灭身上的火焰，但如果还有一丝生路，就是一动不动：只要稍有动作，对方防御炮火的覆盖，不但整个潜伏团队会被摧毁，身处火力中心的邱少云，也不会有多少生还的希望。在中越边境的另一次战斗中，中国防守老山观察唢的炮兵，同样在无意间对前沿潜伏的越军精锐316A师进行了仅仅是十发炮弹的火力侦察，一下子报销了潜伏部队自团长以下几百号人的性命。同样为了避免侦察火力变成更致命的“覆盖火力”，越军潜伏人员，一动不动，重伤员流血致死，没有一声呻吟。此事，直到战后越方内部公开记录，才为我国碾转得知。


由于短促突击对方的防御体系，无法保证迅速摧毁对方防御，进攻部队也就总是不得不陷入对方守御炮火的覆盖中。因此，无论是朝鲜战场，还是在越南战场，直到中越边境的冲突，这种战术每一次使用，都以进攻方尸体山积告终。欧美军队，包括法西斯德国，人力成本很高，从来没有打算过使用类似的战术，甚至于连苏军也没有使用这样的战术。他们更倾向于使用重装甲坦克、强击火炮的抵近射击，用便宜的、可以无限生产供应的重型炮弹，代替自已珍贵的士兵的“血肉长城”。甚至于最不珍惜士兵性命的苏军，在二战后期，也倾向使用最沉重的火力，203mm分装强击炮，抵击射出重达150公斤的弹头，摧毁也许只是一个机枪的火力点。爆炸威力，可以赶上拉登炸掉肯尼亚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了。这种生命价值的差别，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朝鲜越南这样的社会，战争故事总是军盲的勇气宣扬，战争狂人厚黑阴谋的汇总。而在西方国家，现在包括前苏联国家，战争故事，总是技术普及，战场工人怕死畏战的悲欢离合。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下子跳到了朝鲜，甚至越南战争。是因为这几场战争有其共通性，那就是双方都处于一个无法突破的相持正面。强大的一方反复运用火力打击弱小一方的战场物流，但是，都没有成功。甚至在接近于“游击战”的越南战争，美军对小小的胡志明小道的遮断打击，都没有成功。如果说有什么成功之处，就在于其火力确实造成对方十倍几十倍的伤亡。笔者认为，一次大战德军崩溃，其原因也不是因为前线撑不住。而是因为鲁登道夫试行战时计划经济，严重损害了德国的农业基础，因饥饿而令整个德国陷入革命的危机中。为了避免革命，德国必须停战；为了避免出现革命的红色德国，协约国必须让德国停战。一次大战也就嘎然而止！德国战败确实是德军背后给捅了一刀，但是，这一刀不是犹太人捅的，而是，总司令鲁登道夫同志捅的。


要突破这种有效倾泻火力物流的防御，需要新的战术，或者新的武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一次大战，德军成功地运用了一种失败的步兵战术，英军失败地运用了一种成功的新武器。双方都成功地突破了对方的火力倾泻的防御，但是，都没有因此赢得战争。


德军成功运用的失败战术，叫弹性战术。在进攻时，强调利用炮火准备暂时破坏了对方防御整全性的空隙，由突击步兵进入对方的射击死角，进而将火力点一一摧毁。这种战术，经中德军事合作，在民国时传入中国，成为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步兵攻坚手段。无论是董存瑞还是黄继光，以及国共内战、抗美援朝中的所有中式进攻，实际上，就是德国人发明的这种“弹性进攻”。1918年的攻势中，德国人前所未有地突破了协约军纵深达20公里的防御线，却最终失败。原因在于，弹性战术只是达成了突破，而突破的目的，却是能够令自已的重武器向敌人的纵深倾泻火力物流。否则，突破对方的防御，有什么意义吗？突破协约国防线的德军，自已陷入对方预备队的三面火力倾泻下，伤亡了20多万专业士兵后，德国再也无力发动第二次类似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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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国相关的朝鲜、越南两场战争中

那么，美国在中国相关的朝鲜、越南两场战争中，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还是读者自已回答吧。撇开无意义的胜负评分不说，（战争不是足球比赛，不是拳击比赛），中美双方在朝鲜和越南，直接和间接的碰撞，对双方来说，都是“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错误的战争”。可以说，中美双方都是输家。如果不是中国毛上帝愚蠢地参与到美苏两个巨人中间挨两头的拳头，苏联的崩溃，在冷战中的战败，很可能会提早到1960－1970年之间。中美两个输家，谁是主动引起双方冲突的一方？不谈美国的因素，如果说是毛挑起对抗，那是不公平的。至少，1973年，是毛主动地首先树起了橄榄枝。同时，朝鲜战争，是金小神挑起的祸殃。但是毛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忠爱；作为意识形态的俘虏，无视美国争取中国中立甚至与中国结盟的友好信号，甚至超出斯大林的立场“投身世界革命”；践踏国际外交法侵犯美国驻华使馆辖免权，“送司徒雷登”，中断了国家政治交流的通道，（中国在人民日报里的声明顶个屁用）；直至1973年以前，在二十年的对抗中，从来没有考虑过通过香港、法国、日本这些中立的渠道建立与美国的国家政治沟通。毛对于中美两国无谓的二十年对抗，并葬送了轻松统一台湾的机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另一场宣传力度明显落笔不重的邓战争中，中国则很好地运用了火力物流的原理，回避了自已在武器、兵员素质、战争经验上的劣势，跟越南，打了一场损失不利已的战争。始自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对越南是一场军事上的恶梦。但客观上，却也大大改善了越南的国际环境，赢得了许多国际同情分。中国1979年教训越南一战，拿不出台面的理由不说它，（忘恩负义不听话，因为不听话老大话，所以是忘恩负义），就以拿出了台面的几条理由看，第一教训越南推翻波尔布特政权，恢复了柬埔寨的人类社会环境；说不过去，仅仅看看在越军进入柬埔寨的前三年，该国自已屠杀了三分一国民的极左革命，以及该场战争在90年代的最终结局，中国行动之正义与否，就不用多说了。


第二条，越南排华。这一事件，也可联系到九十年代的另一次东南亚排华事件，印尼苏哈托倒台后华裔印尼公民受到的冲击。联系中国自已在1955－1975年，把自已从富裕到小康的工商业阶层、知识分子，定为大大小小的右派，几乎斩尽杀绝，越南印尼的“排华”，可以说很给中国面子的。越南也是一个马列国家，也需要对私营经济国有华；印尼工商业一直是依托苏哈托独裁权力（有马列思维哟）的华人大小商人，那么，随着国有化，和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印尼群众对曾依附苏哈托的富商阶层发泄暴力，这就是两国排华的真正社会背景。中国社会读取的的信息是“反华排华”，在彼国读取的信息，却是“反富排富”，非常遗憾的是，东南亚的富人，恰恰是华人！至于第三条的中越边界分歧，相比几个山头的出入，打上十年的战争，很有点大小不对称。笔者孤且把边界分歧，看作是借口吧。


中越边境冲突，改善了越南的国际处境，被东南亚国家视为“威胁”的越南，基本上完全融入了东盟经济体系，成为抵抗中国势力威胁的可靠前沿。这是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笔者看来，东南亚是一个需要依托某个大的经济圈共同进退的小联盟。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是东南亚保持政治军事上的相对中立，（因为中国不够强大），与在经济上，与中国结成一个共同市场，甚至是共同货币的市场，人民币，是这个市场中的硬通货。中国在这个市场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中越一些小分歧（没有利益），或者南海几个传说有石油的礁石，大打出手，是因小失大。把这个联盟推向美国，推向日本，推向印度，推向澳大利亚，对中国来说，都只能用愚蠢来形容了。


在18天战争里，中国方面受限于兵员素质、后勤能力的限制，无法真正威胁到越南的国家安全，也不能迫使越南撤出柬埔寨，这是一场失败的作战。只能依靠破坏越南社会设施加以发泄，在国际政治上，是严重的失分。尽管给越南边境民兵组织造成更大的伤亡，但是中国方面损失的是最精锐的正规部队成员，数量相差无已，同样是损失不利已。整个18天作战，中国方面，除了重型兵器数量处于优势以外，各方面作战要素、指挥、协调能力，都处于劣势。即使是重兵器发挥作用的后勤保障能力，中国表现同样是低分。因此，这次作战最成功的决策，就是在河内以北终止整个行动的决策。中越边境战争，真正的作用，有可能是在冷战尚末结束前，中国作为美国事实上的盟军，对于苏联在东亚的可能性的盟国、前进基地，即越南，代替了美国的作用，发挥了军事遏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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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武器火力

“战争就是充分发挥重武器火力物流杀伤作用的工程作业”，这种认识，有助于理解美军李奇微在第三四次战役，以及金化作战中使用的磁性战术、绞杀战术。吸引中朝军队援援不断地把有生力量投入到美军重武器杀伤作用下，远胜于在中朝军队战场物流被中断前，贸然发起凡尔登式的步兵进攻。可以说，美军的战术非常成功，也非常不成功。成功之处，在于它对于中朝军队的杀伤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今天中国官方公开的伤损比，仅以同样公开的资料计算，就超出大多数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水平。官方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66万人，美军伤亡36万。但是可信的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是54000人。包括了全球美军伤病及意外的死亡人数。也包括了在中国参战前，美军伤亡在朝鲜军作战下的数字，————该数量以万计；以及在参战后，与北朝鲜军作战的美军伤亡。由于信息不对称，笔者没有尝试严格区分美军在与志愿军，或者北朝鲜军伤亡的数字，其意义也不大。毕竟，美军方面，也有大量的南朝鲜军，和数量不算太少的联合国军的参战部队。在战争堑壕相持阶段中，美军通过把大量的南朝鲜军人编入美军编制的方法，既减少了美军的伤亡，同时，也加快了对南朝鲜军的培训进程。按照克拉克回亿录，南朝鲜军编入一线美军编制的，最多达三分之二。笔者相信，死在张桃芳下的“美军”战果，绝大部分是南朝鲜人，————只有南朝鲜人，才会被用作敌方狙击手的诱饵，“围着雕堡小跑”，直到被张桃芳一枪击毙。如果看过《兵临城下》的朋友，估计会记得被俘的苏军，被枪迫着作为歼灭苏军狙击手诱饵送命的情节，————说不定，张桃芳击毙的“美军”中，不少还是志愿军战俘！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美军伤亡中的一半，是与志愿军作战中的伤亡，应是较客观的评估。以此计算中美军在朝鲜伤亡的对比，约为10：1左右。而实际上，仅仅是我国内部非公开统计，志愿军可统计的真实伤亡是998000人。其中还没有包括大量的没有办法统计的解放士兵：许多国民党士兵刚刚加入PLA，连姓命籍贯也没有登记，就伤亡在朝鲜战场上。因此，笔者校正中美双方的伤亡比，数值至少达到20：1。这与一位国防大学的老师（上校教授）的私下估计，完全一致。如果说，这样的数字是有争议的，不易接受的。那么，以下几个定性的伤亡情况反映，直接出自公开的高层人士的口中，不妨加以参考：
1）志愿军前线与后勤的伤亡比例是1：1（洪学智）
2）志愿军在二次战役前，和五次战役后，是伤多亡少；而在三四五次战役，是亡多伤少。如果了解正常后勤条件下的伤亡比例的朋友，估计明白这个数字的意思。说这话的，是彭德怀。
3）志愿军前沿火力上的劣势，令志愿军伤亡上超过美军三至五倍，（秦基伟）。
4）美军拥有明显的“总体国家实力”优势，我军只能以多几倍的牺牲和美军相持（迟浩田）


这几位将军，从各自的战场岗位，以零星的方式，发出了各自的感叹。把它和美军的伤亡数字对比，加上乘数，就会发扬，比中方思想舆论管理层，审批过的那个数字，高出很多。而与笔者等人的估计，基本相当。看上去，志愿军伤亡“很划不来”，但是考虑到在诺曼底，现代化水平相当的德军，除却登陆海滩上的惨重伤亡外，在争夺内地的作战中直到法莱斯崩溃为止，与盟军的伤亡比例是十比一！对现代战争火力作用缺乏认识的志愿军能够把伤亡控制在20：1到30：1之间，是相当优秀的水平。就算是苏联老大哥亲自下场，也未必能够做得更好。这也是事实！


在诺曼底战役中，德军在盟军火力压制下，甚至无法向前线机动连以上的装甲编队。“向敌人每打出一发炮弹，都至少招至10发炮弹的报复”，隆美尔这样说。以笔者看来，德军把防御重点放在卡莱是没有错的。但是，当盟军已经成功在诺曼底登陆后，指望在诺曼底地区把美军赶下大海，是不现实的。当时的物流条件下，德军必须在齐格菲防线以外才能重新得战场物流上的优势。因此，放弃诺曼底，迟滞盟军进攻的同时，破坏所有通向齐格菲前线的通路，是战场效益最高的方案。在法莱斯战役后，德军采用了正确的方案：炸毁所有能够补给的北海港口直到安特卫普。结果，由于后勤运输力量的不足，盟军的攻势，一直到1944年底击退阿登反击后，才重新恢复。相反，曼斯坦恩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收缩战术就赢得了重大的成功。在东线，即使是在苏军完全掌握战略主动权的1943年中以后，德军由于对火力运用具有更专业的造诣，在兵力、兵器、后勤、机动性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对苏军的杀伤比例，都一直处于1：1－1：5的水平上。唯一一次苏军取得更优的杀伤比的战役，是罗马尼亚。以此观之，如果苏军直接面对盟军火力，伤亡程度，很可能比志愿军还不如。


美军战术的失败之处，则在于“断绝中朝军队战场物流”，在朝鲜战争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么在错误地地点扩大战争，让苏联进一步得益；要么，停止战争。否则，毛上帝中国，承受得住在朝鲜的炮灰成本！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越南战争。在顺化战役中，美军吸引越军围结在美军步兵支撑点的周围，充分发挥海陆空火力杀伤优势的战术方案，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按照中越方的宣传口径，双方伤亡比例也达到了20：1。艾布拉姆斯将军甚至认为，美军正在赢得越南战争，因为，美军消灭越军的速度，超过了北越能够补充的速度。他是对的，但是，也是错的。“你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尼克松总统这样回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越南能够承受多少损失，而在于，毛中国能够承受多少人命的损失。如同朝鲜战争一样，如果不是扩大战争，牺牲在欧洲方向面向苏联的根本性战略利益，在局部的越南地区，战争就是打一百年，也无非是几十比一的死亡比比赛一百年。尽管中越要惨得多，却不能说美国是赢的。赢家只有一个，就是渔翁得利的苏联。考虑到中美在1973年建交，传说中很反美的毛上帝，主动向美国示好，表示决不威胁美国在中国版图以外的利益，并在对抗苏联上作为美国的“盟国”（笔者的话）。美国实在没有必要在越南，为了一个腐败的吴庭艳政权继续牺牲美国士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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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步兵冲锋

希望依靠密集步兵冲锋，以最可爱的牺牲，克服这样的防御系统，除非对方物流系统失效，否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结果，只能是无效死亡，直到最后一个！重武器炮兵火力可以打击支持进攻方火力的物流系统；并支持对战场前进步兵的覆盖射击。在榴散弹打击下，所谓的“卧倒”，充其量是心理安慰，反正150毫米杀伤弹50%杀伤半径可以达到60米。不管你在60米半径里是一个人还是两百个人，反正是50%！四门50mm迫击炮组对300×300前进阻隔区域的杀伤效果，是另外的50%。而机枪对步兵的杀伤交换比例，是众所周知的1：5000！到此为止，防守方主要的作战兵力，还没有出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很多人不相信这条铁律，希望用无数的最可爱的死亡，克服敌人的机械式的防御。结果，都是悲剧性的。如果不是多拉巨炮的支援，德国恐怕死四十万人也攻不下列日（德军死亡四万）；德国最精锐的皇家勃兰登堡团，在对凡尔登的第一次冲击后，就只剩下十分一的官兵还是活的。至于法国鼓吹拿破仑的勇敢进攻的“军事天才”杜郎梅松，早在战争开始后第十天，就在十七号计划的执行中，和他的团队一起，仅仅在第一次冲锋后，就全体最可爱了。克服如此防御体系的有效办法，是使用优势火炮作长时间的火力准备，破坏对方的物流和支撑点。不过，也是很不可靠的。英国在索坶河使用330万发炮弹准备了十天的烟火表演，发起冲击时，一天之内，就死了六万人！没有资料显示同时德国在防御步兵冲击时伤亡有多少，传说，只有十几个人。伤亡者之中，几乎全部伤于英国的炮火。


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一位后来人人皆知的战斗英雄，叫阿道夫－希特勒！据可信记载，通信兵希特勒下士，在通讯线路被炸断的情况下，冒着330万英国炮弹的轰击中的一部分，千米长炮穿过开阔地，给德军炮兵送去了阻断英军进攻的射击诸元，帮助德炮兵齐射中止了英国的冲锋。希特勒下士千米的的长跑换取了一枚铁十字勋章，士兵的英勇，常常比报告会里的壮烈，要简单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腥的方式，向世界阐述了炮兵为王、无限制单方面杀伤的、真实的战争。不理解战争是单方面的杀人工程的人，是不必战争的人，无权鼓吹战争的人。因为，他们不能衡量战争中的确切成本！只有理解重武器发挥的人才可能理解战争。以此为标准，赢取了国共内战中的共方将领中，以笔者狭窄的标准，十大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三人，外加一个粟裕大将，是懂战争的。至于那位毛上帝，无非是一个做了皇帝的赵括，组织吹出来的天神。国民党方面懂战争的就更少了。至少，蒋介石的水平比毛上帝高不到那里去。在抗日战争中，居然让自已最精锐的轻械步兵，在上海承受日本重火力的任意杀伤！国民党的“第一烈士”张灵甫同学，是另一个不懂现代战争的人。他既没有意识到保护自已的物流安全，也没有意识到保护自已的物流协调中心（司令部）的安全，在孟良崮战役中，甚至把军队带上既不易保障战场物流，同时最易于敌方炮火发挥作用的石头山上挨炮轰！粟裕碰上这样的勇于牺牲的对手，真是太幸运了！只需要围着孟良崮围而不攻，不让74师下山突围（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步兵冲击的困难），往石头山上倾演火力物流，数量虽然不多，74师成为“崩溃的步兵组织”，只是时间性的问题。


就象今天中国大学的金融教授们，没几个懂得什么是金融一样。黄埔军校蒋校长的教官们，也没几个懂得战争的教官。观察国共双方的同学们，明白现代战争是火力物流倾泻的无限制的单方面杀伤的，真的没几个！根子里说，直到国共内战，中国军事认识水平，只是相当于拿着现代武器的明清军队，或者太平天国这样的军事水平。低水平运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三国演义里的厚黑阴谋，其战争作用要超过现代战争的认识水平。即使是彭德怀，真正懂得现代战争是重武器作用下的火力物流，还是在朝鲜战场的美军火力下学会的。国民党中比较懂得火力物流作用的，是在缅甸镀过金的陈明仁，胡琏；另外还有一位不知从那里了解了火力运用的黄伯滔。甚至连小诸葛白崇禧，所擅长的，也是现代战争中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厚黑阴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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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武器

“依靠重武器杀伤敌军，步兵则堵截在重武器的前方，阻止敌军对重武器阵地的攻击”，这种战术，可以说是历史最遥远的防守反击战术；早在冷兵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看过《特洛伊》的观众，不知是否注意到特洛伊军队首次应战阿开亚联军时，就是依托在城门前凹型城墙的广场位置布阵。高耸的城墙，构成了弓箭和抛石机的良好的发射阵地，构成对敌方进攻军队的不对称杀伤。凹面的城墙构造，对进攻敌军构成了三维的杀伤效果。尽管阿开亚联军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统帅阿加门农得到的知会是：“STOP NOW,OR YOU WILL LOST ALL YOUR ARMY!”.类似的场景，在另一场电影《最后一个莫希干人》里也可以看到：英国在要塞城墙上居高临下布置炮兵阵地，消灭迫近城墙的法军炮兵。英步兵列队在城墙下的掩体内，用线型前膛枪密集射击，阻止法军步兵逼近城墙，威胁炮兵射击阵地。


类似的战术，在明清之间广泛可见。在明成祖靖难之役中，铁玄军列阵济南城下，击退了朱棣军的进攻。在明清辽东战役中，袁崇焕先后在宁远、北京广渠门外，依抵城池火力，击退了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明军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胜利。而其他作战，无论是城里城外，野里野外，明军基本上清一色是全军覆没。在北京广渠门中，尽管城上京营官兵技术业余，擂门炮石砸着自已人，开炮打着自已人。但是，九千辽东军布阵在广渠门凹面广场里，相信城上火力对于辽东军，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处于这样位置的步兵编队，只要自已不陷入恐慌，面对单纯性的后金骑兵冲锋，打退十倍于已的后金军的进攻，（没有汉儿军步兵协调），是十分正常的事。相反，满桂在德胜门下初战几被全歼，令人费解。如果不是满桂部自已陷入了恐慌性崩溃，就是城外火力的支援水平实在太臭（应与袁崇焕在广渠门外得到的支援水平相当），或者，满桂部被引离了城上火力的支援范围。样抵城坚守，还可以在顿挫敌军以后反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北宋初年，宋朝最精锐禁军甲兵在攻击辽幽州时，辽军出城拒城应战，在援军配合下一举击破宋军，主战的高宗皇帝坐着牛拉的奔驰逃命。经此一役，宋朝再也不敢对辽国发起主动攻势。


南北战争中出现了开火炮弹，（这里不讨论所谓的明朝使用开花炮弹的猜想），改变了步兵的使用方式。开火炮弹大大提高了炮弹对步兵的杀伤效果。在葛底斯堡高地，躲在胸墙后坚守的谢尔曼的步兵，仅仅在一个白天的炮轰中，就损失了一半；充分说明，那些站在炮兵阵地前保卫的步兵，只不过是被火炮任意杀伤的活靶子。战争开始转入了战壕阶段。但是陆战围绕着重武器作用战斗形式，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防守方战场配置，与拿破仑时期，并无根本性的不同。主要战场要素是依靠战场火力物流支持的隐蔽的炮兵阵地；和维持这些炮兵精确火力发挥的前沿观察哨。为了保护这些物流和炮兵，布置三到五重的步兵堑壕。步兵堑壕体系的核心是布置到团、营、连一级的中小口径反步兵迫击炮；保护迫击炮阵地的是若干机枪火力点。保护这些火力点的是若干的步兵手和狙击手。整个体系，只是占用了前沿作战兵力的十分之一以下。大部分有生力量，躲在坚固的掩体，或后方堑壕，避免被对方重火力杀伤。随时作为反击力量，恢复被摧毁的防御体系。整个战术布置，也就两句话：保证重武器火力物流的发挥，避免对方重火力的伤害。在这样的防御体系下，敌军步兵要威胁到防御一方的炮兵阵地，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炮兵对炮兵。因此，战争的主要运作方式，就是双方争压更佳的炮兵观察哨位，发现对方的炮击目标，予以炮击摧毁。


中国文学作品里的“山地攻防”，几乎清一色就是高地炮兵观察哨的争夺。除此以外，高地没有其他特别的战场价值。象中国文艺作品那样，大量的步兵坚强地糜集在高地用射程几百米的枪枝抗击敌军登山运动员的比赛，在实战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敌军根本不会比赛登山，只需要山头覆盖火力，再派两个班扫荡，无数坚强的步兵，就成了最可爱的人。因为，在遭遇战形态下，山头不可能有抗击敌军炮火的可靠永备工事。相对真实地反映山头炮兵观察哨作战的，却是一部最古老的电影《英雄儿女》，背负着报话机的炮兵观察员王成，（从款式看，是美国在二战初期支援苏军的电子管报话机，非常沉重），“向什么方位开炮，向我开炮”，是山头炮兵观察员最正常的通话。不真实的地方，是炮兵观察员王成同志，不是躲在难以被杀伤的掩体里工作，却暴露在本应是保护炮兵的步兵简易堑壕里当一名步兵。堑壕之简易，连猫儿洞也没有！在美军更凶猛炮火的轰击下，王成只是象征性扎了点美容绷带，可见，王同志是货真价实的未来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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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

火器的出现，令战争中的重武器，从庞大的步兵组织，浓缩成了小小的东西：火炮！步兵的作用，降格为对火炮的保护，消除对方的火炮的作用；同时，也承受对方重武器————火炮的打击。战争，出现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场景，战争，是火力物流的工业化运作。而更有效的办法，不是打击对方的火炮阵地，而是，中断对方的火力物流————后勤，和后勤调拨中心————指挥和通讯系统。这样，就出现了装甲打击，和空中打击。明朝军队后期虽然配备了火炮，但是，步兵不能保护火炮，则完整的步兵作战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


不理解战争是单方面杀伤的火力物流运作，就不能理解重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不理解重武器作用方式，就不能理解现代战争的作战形式。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被西方人权社会广泛认同的战争规律，在东方如中国与苏联国家，被政治性地掩盖起来。明白战争是单方面杀伤“最可爱”的最不可爱的工业的人，少而又少。几乎所有愤青，只是单方面追求在战场上追求被“最可爱“杀伤时的最可爱的方式。他们的生命，只相当于一发子弹，或者几分这一发炮单的运到战场的价值。通常，是几毛钱，或者几十块钱。这，就是“最可爱”的战争报价。从经济学看中国的战争观，是另一种廉价消耗人口生产过剩的过程，————超低的生命报价！其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毛上帝的话：“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是人！”，可见，中国的战争观，是以自已死的最可爱的人，多得令对方的战争工人，也就是职业军人，从事工业化屠杀时心理压力过重，作为得到“胜利”的唯一手段。


重武器的有效运用，是夺取战场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认识，在西方人权工业化社会里，是战争中最基本的常识。正是因为是人权社会，才可能是工业化社会，才会重视重武器的运作。原因，请参考茅于轼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因为有人权，人的成本才显得高昂，需要战争操作者慎重考虑，从而，通过工业化效率更高的专业工具，即重武器，实现需要用更多的人权成本（生命）才能达到的杀人工程的效益。历史中的强国形成，弱国崩溃，归根到底，是人权效益或亏损的累积。结果我们看到今天人权成为世界的普世的价值观。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决定因素，但是，何尝不是荷兰、英国、美国这一系列的以人权为基础的国家几百年来军事胜利，所单方面累积的战略优势？


在火炮更迅速有效地杀伤对方的密集战斗集群以前，持密集的前膛枪的步兵组织，继续作为“战争中的重武器”作用在欧洲战场上，继续发挥着步兵对骑兵的历史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弹幕优势更有效率，步兵可以以更高效的方式，通过“骑马的步兵”的机动性强化，保护自已的物流不受骑射军的侵蚀。从这一刻起，骑兵的作用，就沦落为躲在步兵背后，等待对方步兵组织崩溃后捡便宜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战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线型战术。其要点是要最快的人员机动，在局部建立起前膛枪射击的火力优势。其中的佼佼者，是古斯塔夫改革后的瑞典军队，以及腓德烈大帝和苏沃洛夫。他们的成功，深深影响了一代大师克里塞维茨，以至于，在《战争论》中，只是一再强调战场机会所带来的战术性优势，而没有强调，战术优势的建立，依赖于优势的重武器火力的建立。


笔者印象中第一个意识到有效发挥重武器火力，换取战场优势的指挥官，是炮兵军官出身的统帅，著名的拿破伦波拿巴。拿破伦的战场要诀，继承了古斯塔夫、腓特烈的步兵机动，集中优势兵力获得局部瞬间优势，并充分利用之的传统。但是更重要的是，拿破伦利用和发挥局间瞬间优势的方式，不是投入线型步兵编队，而是，火炮！腓德烈父子经营的的普鲁士军队，拥有当时欧洲齐射速度最快的线膛枪步兵。即使与著名的法军相比，也可以获得1：2到2：3的对射战损比。这是普鲁士无惧拿破仑的心理王牌。但是，一发散弹就可以报销密集站立的十几个普鲁士步兵。拥有火炮优势的拿破仑，“吹了一口气，就抹掉了普鲁士”。在威灵顿等反法同盟将领学会拿破仑的炮兵战术，并拥有与法国同等高效的炮兵以前，拿破仑仅仅败给了俄罗斯的寒冬。


拿破仑为代表的炮兵战术，早在英法七年战争中就广泛出现，一直延续到美国南北战争。当时的典型战场布置，是围绕着精心筑就的野炮阵地，布置三到五重的前膛枪，保护火炮阵地不会沦陷于步兵的冲锋。真正的打击，由火炮作为重武器进行；失去组织的敌方抵抗，由推进的散步线前膛枪齐射加以消灭。密集的火力可以拥有较零散步兵高得多的杀伤比率。当敌人已经完全崩溃时，使用龙骑兵直到步兵的冲锋（charge）加以最后歼灭。进攻时，则以迂回到对方火炮最不易射击的角度后，通过步炮推进建立临时炮兵阵地，依靠炮兵优势压制对方的重火力，在对射中令对方的掩护步兵崩溃，进而夺取对方的炮兵阵地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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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

缺少城池的保护，游牧民族非常容易遭受敌对机动力量的突袭。相比中原农耕社会，游牧民族，其实是更为脆弱的社会。就象匈奴，尽管军队没有打过什么败
仗，但是，草原生产不能不分散，分散的民众，也就无法抵挡类似霍去病式的扫荡。霍去病的军队逢人就杀，尽管胜之不武，但是，匈奴确实是无法抵挡。不但分散的游牧家庭抵抗不了对方建制骑兵的突袭，就算是汗庭中央，也经常在对方武装力量的突袭中，瞬间瓦解。就连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当蔑儿乞部人突袭乞颜营地时，连自已老婆老妈也救护不了，落荒而逃，不得不犯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强大得多的克烈部，遭受成吉思汗袭击时，也仅仅抵抗了三天就全军覆没。如果有城池的保护，抵抗突袭的能力，断不至于如此狼狈。


反之，游牧民众对中原农耕帝国的城池群的进攻，就艰难得多。即使是人人丧胆的蒙古骑兵，他们的擅长战术，也只是利用蒙古马的耐力，对敌国纵深作深入而持久的袭击，而不是攻城拨寨。其效果，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盟军对德国的空中遮断。笔者觉得，蒙古帝国的兴起，有其偶然性的一面：如果不是进攻金国后得到汉族步兵武装的跟随，蒙古军无法攻破花刺子模的城池防守；如果不是色目降军辅助，蒙古军也无法对金军的生存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枉论灭亡宋朝了。宋朝由于缺乏骑兵，无敌的步兵集团必须依靠城池群对脆弱的后勤线加以保护；并且，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对辽金宋的机动集群予以歼灭性打击。宋代黄河北流，与太行、恒山山脉联结而成的地障，也成了宋军后勤部队难以克服的障碍。宋朝既然无力把中原整个变成一个大城池，（明朝后来尝试这样做），又无力端掉敌国的的北巢。则在黄淮平原一带陷入战略被动，实属必然。参考《简析宋朝败亡的原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b9eh.html》。


宋军为什么会缺乏关键性的骑兵？是观念原因，还是，技术性原因？即使是象后梁这样同为中原的国家，缺骑兵也没有缺到这个程度。范仲淹曾经说：“一骑其费可匹五徒”，即一个骑兵的费用可以养五个步兵，嫌贵！宋朝是把军队募兵当作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手段，从维持治安的角度看，养骑之费换作五倍的步兵，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付出的，就是国防战斗力的代价。其次，后周和宋朝都是一个以铁甲步兵立国的朝代，大梁甲兵精锐，天下无匹。一直到这支军队在宋太宗北伐辽国时被歼灭为止，都是周宋之交时各地武装力量为之心惊的武装力量。辽国军队甚至一度望后周甲师而逃（《后周世祖柴荣传》）。这支以坚甲配合劲弩装备的世界级步兵，可能让宋朝统帅部尝到了过分的甜头，从而，忽视了骑兵的重要性。


最后，中原地区的骑兵质量确实不怎么样。配备重骑兵或者古代的骑马的步兵吧？速度太慢，对北方骑兵国家没有特别的战术作用。用它们对付辽金夏元的步兵则似没有必要，宋步兵对他们一直有战术上的优势；而不仅仅是岳家军有这等能力。做轻骑兵骑射吧，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所以笔者觉得，能够令宋朝几百年吃尽苦头而没有能够建立相应的有效的骑兵编制，应该是多个主客观因素的综合性作用。


至于明朝，由于明步兵缺乏压倒后金步兵陆战集群的能力。那么，孙承宗袁崇焕的所谓逐城推进，就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明朝当时的当务之争，是停战稳定经济；舍此外，应是稳定战线；培养可以在陆战中压倒对方的步兵集群（还谈不上骑兵），然后才是筑城推进。孙承宗的筑城推进不可能成功，高第的自退山海关则是自取其败。明朝经济不能自我稳定，处于螺旋崩溃的状态，（参考《亡于内需不振！今天仍是明朝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b03i.html》），军事上不能建立相匹敌的步兵组织。那么，袁崇焕是死还是生，孙承宗是去是留，对明朝的存亡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至于毛文龙，不说也罢。


对于农耕国家来说，前方城池的存亡，是前治战略主动权的保证。后方城池的存亡，是国家军事力量再生的保证。在吴越战争中，吴国败亡之关键，可能不是勾践的卧薪尝胆，也不是夫差养虎为患，而是，吴太子友，在夫差主力远离吴国北上，越南犯境的时侯，放弃强大防御的姑苏，以少数兵力与处心积累多年的越军野战相争败亡，而丢掉了吴国的城池。也就是，丢掉了吴国赖以维持军事机器的所有后勤资源、储蓄、人员、机构。这样，就算夫差带着军队返回吴国，吴军，已经不是原来那支无敌的吴军了。失去了后勤保证，吴军是“崩溃中的步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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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陆权”

其实，明清军事迷中，也有真正的行家，象有人提出了“制陆权”，这是很贴切的理解。唐宋以后的中国，围绕着城池的争夺，与海陆战争中的登陆战非常相似。进攻的一方，必须拥有两支军队，一支，用于克服据城防守的抵抗者，通常，按城池条件，双方的战损比是1：5到1：100之间。另一方面，必须准备另一支军队，抵御对方援兵，对自已处于攻城配置下，无野战能力，也无有效防御的步兵组织不受攻击。如果没有后者的保护，攻城部队的处境高度危险。历史上这样的战例举手执来，象著名的魏败秦邯郸战役；前燕破冉闵的襄国战役，冉闵数十万基本兵力，几无幸存；著名的昆阳大战，以及元朝丧失军事优势的高邮战役，等等。这样，即使第三流步兵，受到强大的骑兵保护，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时，单纯的据城死守一方，所争取的，无非是彻底灭亡的时间性因素。由此也不难理解，强大的蒙古军，或者后金、清军，会接受和保留战斗力并不强的汉降军的原因；以及汉儿军的在战场上的作用了。明清时期，由于明军既无法在野战中抵挡后金（清）汉满步骑兵的联合攻击，也不能对后金的后勤形成有效的威胁。（其中一个原因，是后金对后勤的依赖性远远低于明军）。这样，困守孤城的明军，处境就象太平洋战争中的困守孤岛的日军一样，被各个击破。败于蒙古的花刺子模，也是相似的战略处境。


缺乏这方面的常识，会滥用一些简单的“学者研究”。象“一个骑兵相当于50个步兵”，说的，并不是战术impact时的战损比例，而是，打击敌人物流中的效率比例。混淆了两者的战场环境，那么，强大的宋朝无可避免地败于金朝，亡于蒙古，也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迷”。既然古代战争的真正运作形式，也是如今天战争一样，以破坏对方战争物流为主要手段。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关键性的战役，都不是出现在大都市的中心广场，而总是出现在物流形成的各个枢纽的一场场野战了。假如读者能够理解“战争运作就是针对物流的攻击和反攻击”，而不是“拳头对拳头”的拳击比赛。那么，恭喜您，您对古代战争的理解水平，至少不亚于笔者了。


在明确了古代战争中步兵组织作为战争的重武器，依赖于战场物流后勤的稳定供应后，城池作用，就浮出了水面。城池作为前沿物流平台、战略仓库，可以保证步兵编队推进时，不受后方后勤供应线中断的威胁；从而，可以尽情向着对方的生物线攻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国的敖仓。秦国把多余的粮食，全部堆放在关东敖山的仓库里，可以就近为关东战场的步兵部队供应粮食。它的战略优势，在长平之战中显露无遗。远在西方的秦军，较之本土防御的赵军，反而能够获得更为充沛可靠的粮食供应。以致于，缺乏粮食供应和持久作战能力的赵军，不得不冒险换将，冒险发动进攻，最终被白起有机可乘。


环山而建的防御，令敖仓坚不可摧。即使是战国后期信陵君打败了秦国在关东的所有武装力量，对敖仓也是无能为力。只要敖仓尚存，秦军尚在，秦国再出关东，威胁关东六国的生存，就是迟早的事情。笔者觉得，如果不是秦军主力远出攻击巨鹿被项羽歼灭，依托敖仓的后勤供应，关东六国的起义，充其量是“独立战争”。楚国的方城，一段三角型的城墙，是类似意义的“城池”。不过，方城的目的不是储粮，而是屯田产粮。依托着方城粮产的支持，楚国对中原的侵蚀能力远达黄河以北。如果不是意外败于晋文公，说不定，中国会出现一个类似周的“楚朝”。


类似的城池，还有汉的朔方，河西四郡，受降城，上谷城等等。正是依靠这些接近草原的城池作为后勤支撑，汉军的步兵，或骑马的步兵，以及协助步兵作战的骑射部队，一次次地扫荡着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光是从打仗接仗来说，匈奴是胜多败少，汉军死人绝对比匈奴多得多。但是在战略效果上，汉军控制地牢不可破，而匈奴实在没有办法在草原上立足，不得不一再西遁，不是跑到印度（厌达帝国），就是跑到欧洲（阿提拉）。


不但古代，今天的美国，也打算在波斯湾的公海上建一座现代概念里的海上城池。如果用“后勤效率必要性”去理解城池概念，那么，美国设想中的一座由几百万吨水泥浮坞组成的后勤基地，有完整的空军奉地，和防御系统，（对付海湾几个跳蚤海军，要求不高），储藏有供几个机步师使用的坦克、火炮、燃料、火力消耗品……。有这样一座城池，花不了多少钱，无非是美联储增发点票子就地采购，还可以增加点美国的GDP，但是美军再发动一次海湾战争，成本就降到了美国组织一次师级演习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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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的脚踏张弩，发射的箭可以洞穿任何甲胄，没入墙壁，激起一阵尘土”，拜占庭摄政女皇玛丽亚，心有余悸地在日记中写下当年的历史。能够发明这样精良的武器，令罗马称雄数百年的重铠形同虚设的武器，当然不可能是“野蛮人的发明”。成群的，为攻破罗马式方式设计的欧洲重步兵扑向中式弩箭步兵阵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欧洲人自已的电影《指环王》第一集开头，一遍弓弦齐射响处，勇敢的重步兵倒下一大遍，————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最早大规模使用弩箭武器的战役，有可能是晋齐鞍之战。同是当时的超级强国，齐军占有明显的箭射优势，精准，而洞穿力惊人。能够洞穿两层犀牛皮甲胄重伤晋军统帅却克，和他的御手解张，必定是铁铸的箭头。尽管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齐作为一个农耕商业为主的民族，拥有如此大量的精准射手，有点不合逻辑。因此，笔者认为当时齐军的主力是装备弩射铁箭头的高科技部队。凭借这种先进武器，齐顷公“灭此朝食”，不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一直到宋朝灭亡为止，无论是轻骑兵还是重骑兵，在野战中对中原民族弩盾编队，都是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也是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广阔平原上骑兵的机动性优势，任意打击中原军队的后勤线，中断其生死攸关的的战场物流。这种情况到明朝改变了，弩，在明朝只有极少量的使用，————有记载显示，明军京营在土木堡中，装备了宋代发明的神臂弓。


为什么明朝没有装备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明军也没有配置替代性的武器。弓尽管得以保留，并更广泛地使用。但是农夫用弓，无论是射术还是速度，都是业余爱好者的水平。明军同时也淘汰了重甲，整支军队，依赖的是十六世纪欧洲传入中国的并不可靠的火器。一旦被敌人突破这层似乎只能吓人的弹幕，明军几乎等同于赤手空拳的羔羊。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的经济水平太低，军费远远少于宋朝的水平；从而，不足以为军队装备昂贵的弩箭武器，也不足以为军队提供足够的训练，甲胄等装备。明朝的“经济发达”，只存在于毛佩琦等说书先生的“吹牛”上。笔者完全认同黄仁宇对明朝的看法：“明朝是一个忽视技术手段，依靠道德宣传治理一个由无数自耕农组成的国家。为了维持这个自耕农的社会，明朝有意识地排斥任何导致贫富不均的工商业因素，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近似赤贫的平均状态”。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患贫，患不均”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完美体现。在这样的社会，所谓“发达的经济”，只不过是有现代政治目的的自欺欺人。十六世纪，这样的国家不止明帝国一个，在欧洲，还有另一个类似的帝国，西班牙，同样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为了避免出现危及皇权权威的强大的工商业阶层，而刻意瓦解任何工商业萌芽。


骑兵如果不希望停留在辅助性的机动骚扰作用，那么，就要牺牲机动性，增加装甲能力，从而获得对步兵的点对点的优势。这样，就出现了马蹬，出现了重骑兵。其缺点是，不但数量少，价格昂贵，而且，其本身，由于缺乏协调性的保护，抗打击能力远逊于步兵组织，从而，很容易成为轻骑兵骑射的歼灭对象。蒙古军在征金，以及西征欧洲的过程中，轻易歼灭了大量的精锐的重骑兵。原因只有一个：专业对口！中原民族的重骑兵，广泛出现在东汉后期，极盛于南北隋唐。但在蒙古为象征的专门打击重骑兵的骑射兵战术运用后，迅速衰落。自元以后，笔者没有发现很明显的重骑兵制胜的战例。传说中的后金是“重骑兵”，我想，是明清军事爱好者自已编出来的。它既没有史料的证实，也违反了当时武器战术条件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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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力量远逊于中原汉族社会。没有城池固然很危险，千辛万苦建了城池，也会反而成为中原政权无敌的步兵集团的攻击目标。匈奴单于接受了赵信的建议，把轻重屯积在漠北赵信城，“有了保护”。但是，匈奴主力也就不得不与逼近赵信城的卫青军主力决战，为卫青军歼灭匈奴军主力提供了天赐良机。整个汉匈战争，如此战机仅此一次。匈奴单于本人，在包围圈合拢前，带着少数亲卫逃逸。此后，再也不敢与汉军正面决战。

另一个例子是大夏国主赫连勃勃，他拒绝大臣建议建设巩固根据地城池，“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把这段话，和毛上帝的“军事天才语录”比较一下，如果不是毛上帝偷窃了匈奴酋长的版权，就是匈奴酋长转世换了个名字叫毛泽东。没有建城的赫连勃勃“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十年后，建立了大夏国，建造了以质量管理严格著称的统万城。负责该城工程的叱干阿利，为了提高工程质量，质检程序是箭射城墙，入一寸杀建筑工人，不入者，杀军火工人。为了GDP的面子工程，可谓不惜血本，————大夏是匈奴族政权，被杀的是汉人，赫连勃勃等人确实不心疼。

正如老大赫连勃勃预言的那样，有了统万城的大夏，反而不堪一击。北魏拓拨焘甚至没有攻城，就诱敌外出歼灭了夏军主力。面对坚不可摧的统万白城，拓拨焘冷笑留贴：”夫小国之力而建如此之城，城池虽坚，残民为缺，安以为守？”，今天那些损害国民利益吹大GDP泡沫、大搞面子工程的最高代表，是否能够从古人的经历中，认识到一点点现代中国的错误政策呢，那怕，出馊主意的那些人，叫马克思，叫毛泽东？

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宋朝的步兵战斗力很弱。现在，笔者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宋朝步兵，是古代中国最精锐的战术性步兵组织。它的缺点在于，它的物流线，不足以支持同步增加的敌骑兵的侵蚀。在近长江的战区，由于后勤相应的保障，宋朝拥有战区优势达一百年之久，但最终，由于元朝建立了同样强大的，以汉军为主体的步兵组织。这些元步兵，在骑兵的保护下，物流线不受威胁。这样，就总能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战胜宋朝的抵抗。同样的烦恼，也出现在南明对清朝征服的无望的抵抗之中。假如南明或者宋朝，正面不能抵挡对方步骑的联合进攻，不能威胁到对方的步兵后勤，那么，最终彻底战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骑兵具有打击对方战争物流的作用，而步兵是夺取胜利的重武器。那么，在缺乏步兵支持的条件下，骑兵优势一方要赢得战争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占领区的对方社会基础，即民众，全数杀光，直到对方吓破胆彻底投降为止。于是，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一次次大屠杀。另一方面，步兵优势一方，则努力令缓慢的步兵，拥有类似骑兵的机动性，从而，在保留步兵的决定性的战略地位前提下，减少到物流的依赖，————骑兵本身的机动性，就是物流的组成因素。这样，出现了“骑马的步兵”。典型的如兵马俑揭示的秦西汉前期的骑兵，清一色的，是骑马的弩盾兵。他们的作战方式，是骑马到达指定地点，然后象步兵一样战斗。这样的25000人，阻隔在赵括突击部队和长平老营的中间，截断了赵军的战役物流，轻而易举地令赵军成为“崩溃的步兵组织”。（旁注：笔者一直认为长平之战赵军参战45万是胡编之数）。西汉足以掩护步兵集团突击的物流护航性质的轻骑兵，迟至汉武帝时期，经由上林菀训练文教成就。即使这样，骑马的步兵组织，弩盾兵，直到宋朝为止，仍然是中原汉族军队的精华编制。

笔者认为，相比水分甚高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很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弩和马蹬，对古代世界历史进程，影响更为深远。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不是火药，而是火药的使用（枪炮），和爆炸物的发明（诺贝尔），这两样发明，都和中国无关。而弩和马蹬，都带有技术发达的农耕民族对抗游牧入侵者的烙印。前者，可以方便弓箭射术不精的农夫，获得与猎人同样的射击能力；后者，令骑术不精的农夫，在可以和马上的民族平等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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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团虽然可怕，但没有出现在地中海以外的其他文明地区。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罗马军团编制的，可能是春秋吴国的那三万人马，另外三国时吴军的主力，南北朝的几朝南军主力，（包括著名的北府兵），以及宋朝的步兵，据信都是重甲重型的步兵组织。这几个不同时代的重步兵，其共同特点，是部队机动，要依赖江河船运，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罗马军团没有出现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是因为它太完美了，因而，也太重了！

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中亚沙漠这样的战场环境下。“战争重武器”的步兵组织，它的弱点，被放大了。广袤的战场，极大地加重了步兵物流的负担，同时，其机动性劣势，使崩溃的步兵组织，很难逃脱歼灭性地打击。有组织地歼灭“崩溃的步兵组织”，蒙古军是古代军事的顶级行家。在大陆条件下，步兵最容易受到打击的物流对象，是……粮食！而更常见的至败因素，则是另一样更重要的物流……水！无数强大的军队被击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战术体系被骑兵，或敌军步兵攻破，而是，他们得不到水的供应，自行瓦解，然后，成为骑兵“歼灭的崩溃的步兵组织”。

最典型的战例，就是古代最精良的重武器，罗马军团，在卡莱之战中战败。安息军队根本没有与罗马军团接战，而是使用轻骑兵和远射（低精度）的优势迟滞罗马步兵团的机动，从而争取时间在罗马军队到达任何水源前，将其破坏殆尽。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就成了安息王家宴会里，克拉苏被砍下的两只手了。不过，罗马军团确实是那个时代超一流的步兵集团，当他们拥有完善的后勤保障时，整个帕提亚安息帝国，没有与之相匹敌的步兵力量。公元114年，图拉真轻易攻下了帕提亚的首府泰西封，占领了两河流域。但仅仅两年后，由于犹太人起义威胁了罗马军团的后勤基地，（失去后勤的罗马军团象婴儿一样脆弱），图拉真被迫放弃他在两河的新行省，结束了对帕提亚的军事行动。

关于水的另一个著名战例，是Hattin战役。重装备，却缺乏后勤保障的耶路撒冷王国十字军，轻率地徒步穿过沙漠地区时，遭到了萨拉丁的较轻装的步兵（也就是正面战斗力稍弱）的截击，无法前往可望而不可及的太巴列湖汲水，最终全军覆没。萨拉丁的军队可没有蠢到一些军事史家描述的那样，三万轻装步兵“包围”两万重装甲步兵。萨拉丁的工作很简单，指挥军队挡住十字军汲水的道路，防火迟滞十字军的进攻。这样，十字军早就迫退萨拉丁的军队以前，就崩溃了。

除了水和粮食，步兵面对骑兵的机动优势，还需要另一种物流：箭！汉朝东方不败式的步兵，在李陵北征之中，凭着不平衡的战术优势，杀伤了更多的匈奴骑兵后，最终因为箭的消耗而崩溃，成为，被骑兵歼灭的“崩溃的步兵组织”。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上的作战环境，良好训练、装备和组织的步兵部队，只要拥有充足的战争物流，也是不可战胜的。寄奴刘裕北伐灭南燕的作战中，刘裕通过大岘时喜盈于色：“燕军没有在大岘设阻，此刻遍地庄稼，广固（南燕国都）已在我掌握之中”。燕军的错误是没有收割，或烧毁庄稼，一来是不舍得（意味着一年饥荒），二来，也是低估了刘裕军灭燕的战役企图。燕军的实力，连据守广固都做不到，又谈何山地野战挡住晋军？反之，如果烧毁庄稼，刘裕军就不得不从东南转运粮草，那么，拥有骑兵优势的燕军，就具有破坏晋军后勤的充分自由。按刘裕的话来说，如果是这样，晋军未必能够有机会强攻广固了。当刘裕军在广固城下收割了燕军的庄稼后，那是无忧无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广固沦陷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南燕亡后三年，北魏接受崔浩的建议，不停地出击晋军驻守关中部队的后勤线，最终不战而迫使宋军撤出关中，让北魏垂手取得晋军血战灭秦的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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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更为臭名昭著的明朝军队，在面对后金军队的打击时，不但后勤物流处于对方的自由打击状态下，自已的步兵，也不是后金军的对手。尽管没有很多的史料记载后金军的步兵，但是根据战争的规律，笔者高度怀疑，后金军的八旗，只是相当于后金军的机动打击部队，真正的战术体系，即步兵集团，并没有记载在史书里。因为，他们是汉奴军，担负着野战攻坚，和攻城拨寨的最终任务。换言之，后金在战场上的真实兵力，比满档自称，要多得多。如果说在萨尔浒之战中攻坚的，仍是满军为主的话，那么，后金立国后，主要的攻坚部队，是非女真人，包括汉人和蒙古人组成的步兵部队。这样，体现在史书里的，就是后金军“压倒性的战斗力”，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了。后金或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神话！

合理编制、正常运转的步兵组织，总是拥有对骑兵的战术优势。这是和许多人的常识性印象完全相反的。但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之所以会广泛出现“骑兵胜过步兵”，估计是蒙古帝国的胜利，太让人印象深刻了。而忽视了，即使是传奇色彩的成吉思汗，最终夺取西征战略胜利的，也不是蒙古骑兵，而是太原郭宝玉（可能就是郭靖的原型）指挥的随征汉军，以及由西辽降军，花刺子模签军这些三流步兵集团组成的攻城部队，摧毁了花刺子模赖以生存的基础————城池！即使是极盛时期的蒙古骑兵，也不是攻坚的行家，在叙利亚的霍姆斯战役中，蒙古军既不能攻破阿木留克军人盾牌围成的步兵阵，在逃跑时，其大盾自围自救的阵形也被阿木留克人攻破。蒙古军擅长的，是打击对方的战略物流。而当步兵组织的物流系统完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攻破劣势兵力困守的任何防御，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这就是蒙古军队，为第三流的步兵提供的保证。类似清朝僧格林泌在八里桥的战败，对组织良好的敌军步兵阵地的冲击，别说是面对火力优势的现代化军队，就算是面对落后的明朝，或者宋朝，这样亡命冲击，只要对方保留有反击性的少量骑兵，也只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收场。

笔者视罗马军团为古代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步兵组织之一。除了过分沉重，不适于广阔大陆上的机动作战以外，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与许多人印象中不同的是，罗马军团并不是一个进攻性的组织，而是一个防守性的组织。而罗马军团的前身，马其顿长矛方阵，则是一个进攻性的组织。罗马军团的一切装备、人员组织，都是围绕着整个军团不被突破，突破后不被击溃而设计的。这是一个专门用于挨打的组织。一个组织起来的罗马军团，无论野蛮人的数量有多少，都无法将其攻破，从而，为罗马军的杀伤力量，提供了最佳的杀伤阵地。罗马军团的杀伤力量，针对不同的敌军配置不同的辅助兵。象对付庞培的轻骑兵，用长矛手，对付高卢骑兵，用日耳曼骑兵，对付安息骑兵，配备高加索的弓箭手……等等。因此，只要了解敌情，合理编制，罗马军团一般都能在野战中战胜敌人。

当敌人退守要塞，就象vim-gito-rex在阿来西亚所做的那样。罗马军团就为战地工程作业提供临时的，却是可靠的屏障。在罗马军团的掩护下，筑起一道长城，阻断守军和援军的联系，直到他们崩溃。整体的防守，就是进攻，不知意大利足球，继承的是不是罗马军团的传统？既然罗马军团的战术目的是防守，那么，罗马军擅长工事构筑也就不难理解了。工事，相当于减少对军团士兵的作战负担。中国以外最长的长城，就是由哈德良的三个军团建设的苏格兰长城。甚至于在斯巴达克斯停留在塔兰托短短的一段时间，克拉苏就在半岛半端，构筑了一座临时的长城，令起义军损失了三分一以上的兵力。

要打破罗马军团的防守系统，使用常规的步兵攻击，或者箭，效率都是很低的。罗马帝国中后期，当野蛮人也效法罗马建立了军团组织后，轻型步兵投石机就开始广泛配置到罗马军团，直到中兵一级编制（squotdron）。这些四至六人操作的投石机，可以把100斤重的石弹抛射到100米以外。石头还可以换成火罐。《角斗士》的开头，可以让读者体会罗马军团攻坚的方式。秦汉弩盾兵相对于骑兵来说，是防守性组织，但相对于罗马军团，是进攻性的轻组织。没有重装备的支持，看不出弩箭有攻破罗马盾阵的机会。

步兵组织，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相对于今天的重武器，而不是骑兵。它的作用，在于可以摧毁敌人赖以生存的战争基础，堡垒、城池，和土地。步兵组织的弱点，是它对于战争物流的高度依赖，同时，机动能力很弱。后者，在地中海的环境中很容易得到弥补，因为，战争物流主要通过海运达成。拥有了制海权，时间和物流就不再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有耐心，拥有制海权的一方，总是可以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即使是强大的凯撒的步兵，在海上物流不能保证时，也一度在Dyrrhachium陷入极其危险的处境，“假如庞培方面有一个会打仗的人，他们将在今天赢得战争的胜利”，凯撒在他的博客里说。博客名称，叫《内战记》。对于海岸战场环境的物流保证，让热衷权威却不理解的军盲们，听到一个词，《海权论》。现代五大洋的战争环境，战场深度，相当于罗马时代的地中海。《海权论》的一切观点，同样适合于地中海古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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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杀人工业”运转过程，不会产生自已的生产事故——伤亡！如果自已出现伤亡，要么是零星的“生产事故”，要么，就是自已也处于对方的“杀人工业”作用条件下。或者，出现了系统级的生产事故：物流断绝，或者战争机器（军队组织）出现了故障，中断了火力物流，造成了军队组织本身的损失。除了愚蠢到把自已至于可预见的对方的火力物流作用条件下的损失外，大规模的战争损失，通常，发生在军事机器故障、崩溃的阶段。

剔取军事机器故障，物流中断事故，和零星的战争工业“生产事故”的损失。正常的战争运作，就是单方面的无限制的杀伤。因此，笔者断言，“杀人一万自损多少千”，是军盲的话。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战损比，那么，早就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可以通过战争成效的运算，在政治谈判桌上，以相应的非战争妥协，消除了战争的必要性。战争的出现，一定是由于战争效用比出现了不确定性，导致其中一方的侥幸冒险心理，战争，才会成为现实。

笔者曾经以为战争就是无限制杀伤火力物流，是出现在工业化时代的战争特点。后来发现，这种军事特点，早在工业化革命以前，就已经是战场上的主要作用形式。只不过是，是被不懂战争的文人，所谓的历史学家，用“最可爱的”文字给掩盖了。特别是中国古代战争的技术性因素，出于“道德治国”，培养“卫道炮灰”的目的，被简化成几个“封建道德楷模”的忠贞故事。出现在官方史策中的中国古代战争文字，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科学价值。即与毛佩琦之流的袁黑黑袁，以及自明起或吹或贬岳飞秦桧曹操诸葛亮，也只是根究袁崇焕、岳飞、秦桧是否称得上“道德模范”，“厚黑典型”之类，至于当时历史环境、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就某个历史人物可作可为的允许范围，没几个人能说出个究竟。道德模范可以用任何材料塑造，包括一位荒废了本职工作的典型，雷锋，据说做了精确的1千零几件好事，————不知是有人跟着屁股后面记录，还是他自已说的。如果不是追求道德治国，那么，这样正的反的典型，对今天科学治世的参考价值，可以说一点鬼用没有！

在古代中国，良好组织的步兵弓弩火力，可以压倒任何数量的游牧骑兵；除非，物流中断；————象李陵的精锐步兵所处的困境————没箭了！在海滨狭窄平原上组织的希腊，或者罗马的步兵方阵，可以抵御任何数量的野蛮人步兵，或者是轻骑兵的攻击，形成无限制的杀伤。典型战例是马拉松战役，伊苏斯，高加米拉战役，等等。由于武器和战术组织上的优势，罗马军团对于高卢、日耳曼军队的杀伤，是无限性的。甚至于，处于有效战术作用条件下的罗马军团，对于无效战术环境下的罗马军团本身，杀伤条件也是无限性的，典型战例，法萨卢斯战役。

合理编制、装备，正常运作的步兵组织，这一概念，无论是在电影中，文艺作品中，还是“国产历史专业人员”的研究中，都极少向公众提供相关印象。因此，要求单纯的中国文化影响下的读者接受能够无限制杀伤敌军，自已几乎不受损害的“步兵组织”，接受这一概念；而不是，“杀人一万，自杀三千八千”，是相当困难的。想想看，中国今天影视作品，较之千年以来流传的个人英雄故事，已经是严谨了许多，但是，如果不是完全超越技术条件的“秦弩阵”，就是，若干穿着古装打群架的黑社会。（笑笑）

甚至于臭名昭著的宋朝步兵，对付无敌的蒙古骑兵，在正面战场条件下，宋朝步兵对蒙古骑兵杀伤，也是无限性的。蒙古骑兵最终获胜，是因为拥有另一种特权，即，对坚不可摧的宋朝步兵的后勤物流线，作无限制打击的能力。这样，失去了物流支持的宋朝步兵与蒙古骑兵（或金朝军队）的战术优势地位，就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是宋朝军队最终不敌金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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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上道理，那么，貌似强大的苏联、毛帝国为什么会悄然瓦解，或者“变色”，也就不难理解了。原因在于，其当时的掌舵人，发现这些帝国的军事机器的建立目的，是愚蠢的，漫无目的的。无论用与不用，都必然是亏损的，破产的。避免破产的唯一办法，就是止损，停止对“漫无目的的战争机器”的无限制投入。这两个帝国都因而找到了新生，而另一个同类的小王国，金将军正日的家国，仍在这条路上陷而不归。

战争作为国家社会火力物流的投资项目，也就成了国家社会工业中，用作战争项目的物流“均输”，是一种实物税收。其能力，与这个国家的税基大小，即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得到莫里斯·迈斯纳这样两三个美英左翼学者部分肯定的毛泽东时代，因其对中国经济基础、工业化进程的严重破坏，事实上是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战争潜力。包括纳粹德国、苏联的扩军备战，事实上是降低了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除非短期内能从事有“战争利润”的项目投资，否则，如此不计成本的扩军备战，将会不战自败。这就是“好战必亡”。自然，算错了战争风险的项目，同样会“虽战亦败”。相反，似乎“忘记”了全民皆兵的邓中国，则以经济生产总量实在增长了七倍以上的成绩，事实上令中国的战争潜力增长了至少七倍！这里，没有考虑从经济角度上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增长。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为战争准备而存在”的国民经济体系，忽视了国民内需的建设。这就是30年改革后，到今天为止，必须进一步改革的地方。

战争是火力物流，战场，当然是火力物流。这就和一般性的企业管理完全一致了。企业管理，本质就是规范性的物流、资金流管理。把管理，视为“管人”的厚黑阴谋学，是中国企业只能在家里称王，走出国门，离开老爸代表的照顾，就溃不成军的原因。对于国家而言，黄仁宇先生把“规范化的物流、资金流管理”，称为技术性手段。明朝缺乏技术性的管理手段，只能道德治国，“针对人”的管理，令明朝长不大，活不长。在具备一定技术性管理因素的后金压力前，几无招架之力。

战争就是一种火力物流的工业管理项目。战场就是管理火力物流，也“军火”，通过军队这个施工机器，向突定目标倾泻预定火力的物流作业。以为战争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说这话的人，是完全没有技术观念的军盲。战争实施的真实境象，是“杀敌无限，自损为零”。如果产生了损失，那是“生产事故”。生产事故当然总是会有的，只要有生产，就有事故。所以，战争中总会有点损失。在严格管理的工业化战争环境下，其损失的比例，不会超过社会性一般生产损失的程度，象美国军队的风险，不比建筑业，或采矿业的从业风险更高。

现代工业的特点就是无限制供应：只要有需求，有回报，能够维持再生产。现代工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极大丰富，按需供应，————给钱就行。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以为“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和他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论”，是自相矛盾的。“生产可以无限供应”，体现在战争上，就是正常的战争环境，是无限制的杀伤。所谓的勇敢的最可爱的人，无论数量有多少，所对应的，只是毫无感情的对方的火力倾泻的“生产数字”。只要有军费提供，这个数字，是无限制的。

整个战争物流过程中，其他东东都可以开工生产，唯独最关键的物流，人员，不可能跳出专业培训、经验积累的限制，随时随刻生才专业人员物流。最速成班的大学，也要四年呢！这样，允许职业军人，在不能遂行“战争物流任务”时终止任务，向对方投降。就成为作战双方都有利的“战场道德”。这样，无论胜败如何，都可以给第三方窥伺者最小的有隙可乘的机会。因此，虐待战俘，屠杀战俘的行为，也就经日内瓦公约，成为国际法。并非由于《中式愤青》自以为的“美式人权民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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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明确的战争利益目标的战争，总是愚蠢的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就是这样的愚蠢的战争。其结果，必然是亡国灭种。在这个愚蠢战争爱好者的名单上，已经添加上了萨达姆，波尔布特，很可能还将添加上金正日的名字。

相反，象美国、英国，甚至旧日本，旧德国的战争，是精明的战争。美国、英国，几乎没有打过什么亏本的战争。而且，绝大部分战争项目，是战争没有打，就已经通过谈判桌赢得了战争所可能赢得的全利润。很有点象现在的风投，生意还没有赚钱，就已经先把生意在证券市场创业版上套现了。如果还有一些坚强的笨对手，象清朝不识时务，那么，所谓的鸦片战争，也就成了在既定条约上签字的收尾项目。万一发现亏本，这两个国家，也具有迅速止损的能力。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就是这样的止损项目。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旧日本，旧德国的战争，很多人以简单的道德因素称其为“疯狂的战争贩子”。而在笔者观察，希特勒和旧日本，都不疯狂。他们都比毛上帝，懂得更多，关于“战争是一种国家商业投资”的道理。希同学和旧日本的错误都在于，错误地估计了投资风险。换言之，是会计审计的错误，不是经营方式的错误。以旧日本为例，不考虑“正义不正义”的道德因素。笔者认为，旧日本在1937-1939年，具有成功征服中国部分地区，-永久性纳入日本版图，保持超中国，作为东方唯一强国的机会。只需要，日本在攻克南京后不搞大屠杀，并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制裁强迫日本撤军前，主动停止攻势，并撤回一段距离。那么，日本就很可能永久性地占领，或间接占领中国的华东，华北大部分地区；而不会，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败的泥潭。“只有撤退才能打赢一场战争”，日本人，当时还没有达到美英这种老牌大国，对战争的理解程度。至于说克服所有国际阻力，完全征服中国，日本当时不具备这样的军事能力，更不具备这样的综合国力。缺乏对目标和达成能力的剪刀差认识，是促成日本作出错误的战争决策的重要原因。

对于旧德国，同样如此。分析纳粹德国在战胜法国后的，相对善徒法国，并尝试与英国讲和的企图。笔者一直觉得，德国还是很明智的，但是，与英国讲和完全失败，可能是无法预料的历史进展。笔者一直不相信，鲁道夫赫斯，是“神经错乱”飞到英国求和。德与英法陷入战争的原因，是法国与波兰结盟。波兰既挡在德国东进的路上，又有历史上的恩怨，而且，但泽归属问题，一直是德国鼓动国内民族情绪的动力源。而法国，则与这样的波兰，结盟了。历史的进展是，德国扩军备战二十年，全国经济系于战争一条路。不通过波兰，不能东进；进攻波兰，一定与英法陷入战争状态。要放心东进，就要击败法国，或者向英法求和。

分析一下德国当时的外交政治态势，会发现，德国一直陷入外交政治的被动之中，一直寻求军事的弥补，结果，树敌越来越多；同时，也最终超出了德国经济体系的承受能力。外交政治上的缺陷，无法通过战争弥补。德国同样是在政治外交短板的状态下，以力战经营欧洲天下，六年卒亡其国。为什么德国政治外交会如此被动呢？笔者估计，30年代希特勒上台以来，强力鼓动的民族主义政策，是重要的祸根。抛弃普世价值，替之以民族主义政策，组织社会战争潜力，既是排它的，同时，也令潜在的盟友觉得不可信任，令潜在的敌国加倍警惕。民族主义政策，是纳粹德国之成为失败的纳粹的最重要的原因。

对比一下毛上帝中国，与纳粹德国的民族主义政策，可以发现，两者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纳粹德国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水平，第二位强大的工业体系。（一些人会说工业产量数量上苏联是排第二位，GDP上中国排多少位，笑笑）。而毛上帝中国，除了从世界二流的工业国苏联学来一点三流不全的仿制工业开了眼界以外，谈不上什么工业体系，质量管理、物流平衡、人力资源的认识。国外政策愚蠢无知，国内政策七颠八倒，国内社会四分五裂，幸亏当时已经不是打世界大战的年代，要不然，毛上帝中国，会灭亡得猪狗不如。挽危亡于将倾，邓公小平，才真真正正换救了中国社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道，只能是“普世的价值观”。多助寡助，助之有用，不会是津巴布韦式总统的谄媚，那是一点鬼用也没有。助之有用，就必定是可用之工业体系，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的工业体系和租借法案。不管封闭社会是否对这个“道”感到喜欢，对这个“助”，那是要有清醒认识！你既然不接受“道”之普世价值观，就要象纳粹德国一样，面对“为道所用的助”，围攻自已的现实。尽管德国人到今天，仍认为当初革了犹太资本家富人的命，很正义，很开心；德国只是拿回在一次大战中不公平剥夺的东西，一定程度，是有点道理的。但是，历史，仍然把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德国，钉着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见，民族主义非但不能富国强兵，反而，自伐其交，指望“下兵攻城”弥补，可乎哉？民族主义，充其量，也就让一帮子本土愤青带红宝书，敬纳粹礼。换取全世界的枪口都对着自已。既然不能对外，那么，民族主义的唯一用处，也就是左派买办汉奸们，“示形于外，实侵于内”，借用敌军的威名，闭关锁国，行奴役本国同胞之实了。毛上帝，萨小宝，金将军正日，卡斯特罗，现在仿佛又加了一个要做终身皇帝的玻利维亚总统，都很好的演绎了这一个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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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象派的毛泽东军事天才品牌建设

前文有五篇文章属于政治及致军事战略取舍上的认识：
《怒而兴师国亡，愤而致战军丧》
《守为正着攻为奇》
其中后两篇，尽管是发自货币战争，其实也适用于军事上的对抗。再参考朝鲜的几篇文章：
《流氓不会真打架，朝鲜半岛燃不起战火》
《天堂朝鲜衣食住行减肥死都免费》 则毛主席传说中的军事天才，别的不说，光是其国际战略的认识，是也非也，读者大可以自已得出自已的认识。在笔者看来，毛上帝的战争天才，是作为政治品牌吹 起来的西贝货。至少在到陕北后，根本没有真正打过仗！在到陕北前，是否打过仗，也就某方面自说自话。起码有一个人不承认，那就是林彪！林彪代表了毛泽东的 军事天才。还有一个人不当一回事，那就是彭德怀！彭德怀代表了毛泽东的军事经验。还有一个人顾左右而言他，他叫刘伯承！代表了毛的军事专业素养。这几个人 让毛主席代表了贡献而不吭气时，得到了权位的回报。而一旦贪已之功，立刻从天上空降直达地狱。自然，力挺毛军事天才的人不是没有，象刘少奇，周恩来，张闻 天等等。（笑笑）

毛在三次战争中的真正作用，是发了几份电报，写了几本书，作为分散在全国各地性质相似的反政府武装的精神领袖，维持了相对一致的作战行动。说毛是关键人物，没错！说毛设计了土改，大大改善了共方的政治潜力，没错！说毛领导了解放区的经济，放屁！说毛指挥了作战，狗屎！

毛式的所谓人民战争的游击战争，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存在了必然失败了，或者，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至少，是不可能重复的。曾经有一 位相片看上去很酷的古巴小男生，崇拜毛上帝跑到玻利维亚旅游造反，模仿毛上帝的游击战。谁知道原来毛是吹手的行家，切小哥才两年就给活逮毙了。所谓的持久 战，只打了两年不到，树倒树倒猢狲散。为什么毛的游击战故事只存在于中国？原因不是因为只有毛有军事天才，而是整个党一气吹爆毛这大牛皮。

毛式游击战的战略意义，被过分高估了。出于某种政治品牌的目的，被刻意高估了！随意鼓吹战争已经是不应该；随意鼓吹起来的战争，居然是毛式游击战的“人民战争”，那是对民族的犯罪！犯的是反民族罪！反人类罪！

毛式游击战的战略意义，被过分高估了。出于某种政治品牌的目的，被刻意高估了。事实上，游击如果不是武装割据，夹缝求存，就是根本没有存在过！ 如果要考虑被占领区民众的抵抗代价，那么，游击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另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战争：国共内战中形式运动战。虽然两者差非完全等价。但是完全可以 认为，在第一次内战中的毛战术，（假如真的是毛指挥的话），才是真正的游击战。

这种运动战，是西方军事理论中标准的游击战。其中的佼佼者，包括了美国国父华盛顿，库图佐夫，罗伯特李，还有保罗－冯－里德贝克（一战德国东非 指挥官），还有毛泽东的高级将领们。古代中国的拓拨硅，赫连勃勃，孙子，朱棣，李元昊，成吉思汗，等等，也可以看作是至少不亚于国共内战胜利者的级别的， 传统式的游击战专家。

而著名的越南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基地围攻的前沿搔扰战，与其说是游击战，更接近于是一场正规化的战争。双方的参战部队，也都是正规化部队。 越军拥有近乎正规化的后勤通道，称为“胡志道小路”。正是在这条小路后勤线的支持下，（运送的是中国无偿支援的作战物资），越军可以用血肉生命，交换美军 的重型火力，以超过100：1以上的野战代价，在南越打了一场近乎正规化的战争。（美军的伤亡主要出现在分散扫荡越军残敌作战时损失）。

基于运动战的游击战的要点，也正是中国军事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内线向外线的转移，从外线选择敌军薄弱部分，各个歼灭。因此，要让游击战能够实际 成立，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敌军兵力、火力的覆盖，留有游击部队向外线机动的空隙。这个条件，在二战欧洲战场上，并不具备。这样，毛上帝，至多只在国共内 战时局部有效的战术的军事天才。

《战争是"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的快递专业》
《怒而兴师国亡，愤而致战军丧》
《守为正着攻为奇》
《毛主席的军事天才是政治英雄品牌》
《军事天才和内奸国贼》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6423.html
《人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的义务》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4441.html
《远离“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21.html
《反游击战》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6131.html
《美国反游击战》http://chnmi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3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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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只不过是国民经济中的成本效益边际的产业

战争解析系列在开始了四篇文章后，就暂停了。文章写好了放在草稿丢荒了半年。原因在于，战争如果不是玩游戏式的脑残爱国兵器迷，就一定涉及到政治、信仰、价值观的认定。仅从以下四篇文章，就可以看出笔者对军事技术的理解，和“军迷”、甚至张召忠等国产政治色彩的军事专家，有着极大的不同。
《战争是"实施火力物流的准确投放"的快递专业》

在发表了四篇文章后，马上就涉及到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认定为伪劣版。笔者相信必定会引发毛教徒的《道德口水仗》，以便以道德的革命理由，保持毛泽东救世主的品牌效应。因此，笔者打算先停一停，等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经济基础知识的系列完成后，再谈这个系列。这一停，就是近半年！文章却早就都写好了。近来发生了一件事，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国左粪军迷的偶象普里巴卡兰同学，不幸给斯里兰卡民兵的火力物流烹杀。笔者觉得，可以趁热打铁，让左粪军迷脑残从“假敌于外实侵于内”的爱国意淫中清醒过来，知道毛泽东是个十三流不入行的牛皮军事家，或者是一味良药。

知兵者非战！！战争狂人都是不懂战争的人！

战争完全符合国民经济的社会效益的核算方式，因而完全可以把战争，看作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产业。一个有着所有产业都具备的成本效益边际的产业。战争狂人，通过战争博取利润，甚至超额的利润。而文明国家，战争，是经济效益减损的手段。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使用战争作为套取超额利润的手段，本身是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形式。

更有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生产，和国际贸易。甚至于从不知文明为何物的铁木真，发现耶律楚材，居然从残存的花刺子模城乡（让铁木真屠杀剩下的），就收取了蒙古三年战争才抢掠得到的赋税；那是目瞪唠唠叨叨口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表明，经济，和与之为载体的文化，这两者的扩张效果，无论是成本、效果、维持稳定性，都远远胜于军事扩张。

而毛教徒最为自豪的毛式战争，所谓的人民战争，中式游击战争，照此分析，纯属谬论！用之全局，等同于全民族自杀！游击战争，就是努力增加敌军占领一个地区的成本。如果是为了配合正面战场，这是有价值的战争，有价值的抵抗。游击区域，如果恰巧处于敌方后勤线上，就会带来敌军战争物流上的损失，或者，增加敌军维持物流正常的兵力成本。典型战例，苏联阿富汗战争。对于非物流线上的占领，游击战可以增加对方的占领成本。

如果敌军军事潜力不足以应付占领，就不得不退出该地区。如果该地区能够因此增加已方的战争潜力，那就是游击战术的局部成功。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1）明智的战略指挥，不会为了占领非关键性的区域，分散自已的兵力。这里有两个反面的典型，叫蒋介石，于第二次内虞；另一个，叫拿破仑，在西班牙。一旦进攻方确认该地区不是关键性战争地区，一般性，会撤出该地区。典型，如越南战争的美军。
2）如果单纯为了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而占领这些非关键性地区；同时面临过高的游击战代价，那么，进攻方会采取“摧毁”的政策；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曹操拨汉中数万户；蒙古人十光政策；德国计划空军摧毁俄国剩余的军事潜力；德国人整体摧毁乌克兰基础设施；日本人在中国的三光政策；1979年在越南占领区的三光政策等等；

无论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节约战争成本的角度，准备摧毁的进攻方，和可能被摧毁的“战争潜力区”，很可能会达成一种妥协：进攻方放弃摧毁，而该地区宣布中立割据，直到战争结束。典型例子是抗日战争中，八九十……路在日军后方的三光抵抗政策，和后期的默认和平式的割据。八九十……路的区别在于，1946前，共产党的割据区，共匪活动区；非共产党的割据区，称爱国志士光复区；1949年后直到今天的教科书，掉了个个，前者称为坚持抗战，抗击了90%的日军；后者，非共产党的割据区，称为顽军，傀儡，甚至，汉奸！中国以外的例子也很多，典型的是阿富汗战争中，马苏德与苏军，就潘杰希尔地带，签署了两次，前后共六年的停战协议。表面上说“抗苏十年”，真正对仗只有四年，开火的只有一两年。抗日战争中国的情况笔者不敢断方，估计，与此相差不大。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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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7日星期日

何必粉明？明亡于清只是专制发展史上的小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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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篇文章《中国历史，走在道德内战的消亡路上》,和《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中， 我们“争得”了对历史认识的“自由“，“人权”。尽管专制主义者，对于我等小民会思考，感受到无比的恐惧，我们却觉得挺爽的。在谈明末辽东战争前，首先谈 谈中国历史过程中，装载辽东战争的大框架，对明朝和辽东战争，才会有大致的价值定位。不至于几百年后，还为某些小事扼腕痛惜，徒失理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打秦始皇统一进步以后，历史是曲折前进着，先后出现过10－15次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性锐减。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是其中的一次， 数量上少于蒙古对北中国的屠杀，也少于毛泽东的其中一次历史功绩，比例上少于汉末三国初期，只是其中的一次。清朝在对关内征服的过程中，使用不付军饷的汉 降军为先锋攻城掠地，以“放赏”为酬劳，对南方汉族人民，造成惨重的损失。这种政策，造成了包括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在内的屠城惨剧。在扬州十日之中，接受 反人类罪审判的，包括清方主将多铎，也同样包括明方的史可法，相反，“汉奸”洪承畴减少了扬州军民的伤亡。但是，在历史上，屠城不是清朝一家做过，少数民 族和汉族两两之间，包括汉族对汉族这间，全做过这等缺德事。即使是毛泽东时期，以及毛泽东认祖归宗的那个太平天国，对某一阶层的同胞做灭绝性的大屠杀，死 人也不比几个清朝屠城来得仁慈半分。屠城都是罪恶，不应否认，也不必突出其中的某一次。目的，是让那些“50步笑100步”的道德伪君子先滚蛋，少拿明末 清初的残酷搞煽情。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库。 明末清初最惨酷的屠杀，发生在汉族的张献忠屠川。张献忠屠蜀，有人证有物证，还是外国传教士证人。说屠川所为者是清军镇压四川军民的反抗，除了一块不知是 谁的石碑，举不出其他例子。只能说，“清朝的记录全是谎言”，然后反问一句“如果张献忠屠川，四川抗清为什么坚持了20年？”，这个理由实在牵强。我所知 至少贵州苗疆，坚持抗明清两朝中央顶了300年，三大征之一的杨应龙，就是苗疆。大概四川无论如何屠，人口总还多于贵州，抗清20年，不是那么不可思议， 何况20年中间还颇多水分。 好了，现在可以总结这一段论点。明末清初的“亡天下”，所亡者，超越前代，主要是文化服饰方面的亡。但就汉族地位上的亡，还是比宋亡于元时，要优待一点。 许多人，其实是把宋亡于元后的汉人待遇，用到了明亡于清上去了。明末清初的战争惨酷人口死亡，既有满清贵族的杰作，也不乏彼代毛泽东起义领袖们的功劳，一 大半的屠杀战功，倒应该算到前明原来的爱国愤青，后来的统一汉奸身上的汉降军身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罪行，时代的罪行。但是因为清朝是最后的胜利者， 就把罪过统统归于满族，那么，国共内战的死难者，外加抗战死难者，是不是全都算到GCD的头上？ 另外一些人，则强调“清朝的明史刻意贬低明朝”，因此清朝正史都不可信，只有明粉袁黑的野史可信，《窃明》这种小说可信。（搞笑）。本博对此的看法是，历 朝贬低前朝抬高自已，已经是国史惯例。清朝未必在明史里贬低明朝，抬高自已倒是会的。事实上，清这样的封建皇朝，强调“正统”。而清制本身，除增加了满人 特权外，几乎复制了明朝。贬低明朝，也就是贬低清朝自已。从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度，清朝没有必要贬低明朝。相信，明朝作为否定宋朝宽容，强化专制集权的目 的，倒是有着充分的贬低宋朝的动机。最大的证据，就是宋朝的一对“忠奸”典型，主战主和“善恶绝对化”的道德塑造。岳飞和秦桧。本博在岳秦上，持岳是民族 英雄，秦桧，更加是历史有功之人的立场。清朝或者会贬低明朝，但一定比不上明朝贬低宋朝，也比不上今红朝之贬低民国，或今红朝之贬低清朝。说今朝仍是满人 当朝，又是明粉袁黑之流的搞笑。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爱戴、爱国、正人君子，今红朝之历史道德教科书里的自鸦片战争后的“满清汉奸卖国贼”，每一个 都比今天的脑残愤青强一百倍。他们成了今天教科书里的“汉奸卖国贼”，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生在清朝，今天需要拿他们作伐。就象袁黑们，需要拿袁崇焕 作伐，以证他们自已的崇高。 至于说到明朝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草包小人郭沫若这种谎言，居然还有人当真。他还说过罗马帝国是“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奴隶社会在战国就消失，硬 是用“马列历史观”，用人为的奴隶制度为分界线，让中国领先地中海社会800年。郭小人却忘记了，直到民国结束，中国还有卖身奴隶，而罗马，早就公元前 300年，就消除了债务奴隶。那是不是罗马比中国领先2400年呢？要说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那是轮不上它的。规模化的非农经济活动，唐汉就已经有 了。唐长安，高力士就经营了两家水磨坊，唐松江，规模上百人的纺织坊，丝坊，陶坊，铁工，都已经有所记载，那又算不算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呢？最有资格的，应 该是宋朝。明末为了筹辽饷，居然在白银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近百年的陶丝制品出口），也筹不齐500万两军银，以至朝庭破产，被后金取代。宋朝秦桧半壁 江山，却能恢复到年入亿贯，（相当于一亿两白银）。无论是经济的宽容度，富裕程度，规模经济，外贸规模，明朝都不能与宋朝相比。事实上，明朝实行的，是与 西班牙帝国非常类似的打击国内工商业，以避免形成可能危及中央封建集权的社会工商阶层的政策。这种政策，自明太祖起，就已经执行了三百年，最终在明朝形成 了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小自耕农社会，毛泽东理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就是明朝！这样的朝代，会自然演变到资本主义？有人会说到张居正。张居正的整个新政是 什么？一条鞭法！是围绕着农业税收的，还是为了工商业发展的？ 声称是“大汉族主义”的那些明粉垃圾，扬明抑清的同时，也同样贬低同是汉族的宋朝。这那里是扬汉，根本上就是扬专制，扬愤青。无视民众生命，任何时侯慷他 人性命之慨的无赖行径，他们称之为骨气。一已之私，置整个民族于危难的，称之为大义。袁黑明粉，同时也就是毛教徒，并非完全偶然。当“明朝如果不亡，就会 资本主义萌芽成大树”成了“绝对真理”时，袁黑也就理直气壮的问罪于古人，宏扬着他们自修自改的“传统文化”，复明旧制，以种种方式反对中国融入世界民主 的潮流。要全面肯定明朝，也就要让明朝专制的受害者，在道德上成为“阻碍明帝国统一地球”的罪人。这就是恶毒攻击汉民族英雄袁崇焕，将其树立为典型，这股 现实逆流的来由。袁黑之流，身上那里还有半点正气？袁黑丑剧自2000年后突然出现，其中一个原因，说不定，还与一个现代朱姓皇室的历史罪人当权，有着千 丝百缕的关系。 宋朝比明朝更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机会。明亡清兴，只不过是朱代表变成了满代表，谈不上进步，也算不上倒退，更说不上是胡汉联合侵略者中断了中国向资本主 义的演化。如果说蒙元灭宋中断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倒也还有几分相似。但也已经不尽然了，因为，自从王安石变法后，宋朝已经开始从一个宽容民粹的朝代，向明 清这类理教文官支持下的君主专制政权转变。反倒是，金朝入侵，金灭北宋，中断了宋朝直接转变成专制落后的明朝的过程。南宋理教开始盛行，正是为明朝的理教 文官集团君主制度在中国建立绝对统治，所作的思想准备。同样可以认为，蒙元灭宋，所中断的，是宋转变成明式专制皇朝的过程，而不是，中断了宋变成日不落帝 国的过程。 这里再次重申本博在以前博文中已经表达过的一种观念：象荷英美这样的成功故事，只是历史的偶然。从埃及开始，世界上多个农业专制帝国，达到了它地理上的极 限后，并不是以马克思假设的那样“不停进步，曲折地前进”。大多数情况下，是象埃及、印度、波斯、西藏、中国、日本、印加、俄国等等无数，在被荷英美现代 共和国思想“灼伤”以前，"TIME MEANS LITTLE",停滞不前，直至最后在自然灾害的压迫下从地球上消失，才是这些文明真正的自然发展途径。由此可见，宋朝亡于蒙古元朝，过程非常惨酷，但 是，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明朝亡于清朝，也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反，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辛丑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 希望，才是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外来事件。 王安石变法，笔者将它视为千年中国下降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相对应的前一个转折点，则是汉武帝的盐铁论国家专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在这两个异 曲同工这妙的“变法下”，生根发芽。到1990s，在一个朱姓皇室成员，仿照这两次变法，搞了第三次“强干弱枝”的改革，在标榜自已是世纪大清官的同时， 他的儿子，借由涉外金融垄断财团势力，成了中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他的“改革”，与民争利，把GOV的财政当成了中国的经济，当成了先进性的象征，而把 民众的损失，加罪于“市场化”，以便，对普通百姓作进一步的掠夺。 相对自王安石变法到辛丑战争整个中国步步强化专制统治的历史过程，最后被荷美英的文明优势击破迷梦。明朝一家一姓是如何被清朝另一家另一姓取代，实在是小 事一桩，黄仁宇、阎崇年、查良镛等赞美万历的养身之道，天启的木匠天才，崇祯从事网特盖世太保的职业天份，也就不见得是多么见不得人的好事，何必，怕它们 传之千古？明朝过分强化专制，君权至上。以至于死了两千年的孟子说了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朱狗皇帝，就要撤了孟子祭位。可以说，朱家众多狗 皇帝，腐败天才的临场发挥，是一点顾忌也没有的。或者，这就是“清朝皇帝的平均质量比明朝高得多”的原因吧？清朝皇室的自卑，没有那么意识到自已可以随意 杀人的刀剑，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更担心放手汉族文官集团分享皇权，会让爱新觉罗氏过早成为“外国君主”，这也是清朝皇帝比较勤政，后宫女人也比较少、 皇室开支远小于明朝的一个原因。 在宋朝清专制帝国发展史中，明末亡于清其中一个小浪花。并没有改变中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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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看，明朝覆亡不可避免

http://hi.baidu.com/darthchn/blog/item/7d7000131614c1c7c2fd7837.html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延伸”。《亡于内需不振！今天仍是明朝吗？》 ，介绍了经济线索上明亡清兴的灭亡路径。所用的，是目前大家都在经济危机中，以及简单易懂的现代基本经济原理作为逻辑依据，再结合由专业历史学家贡 德弗兰克、黄仁宇先生提供的历史诠释。不敢说所有的读者都认可笔者的结论，但是，相信大部分读者，从内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听上去也许是真的”。实 际上，专业历史学家穷尽精力旁征博引，其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得到读者的这样一句话：“看上去是对的”。认同结论的专业朋友，自然会自已去找历史考证所需要 的原始资料，不认同的朋友，转身就走，就象我们多花十倍时间加上无数的索引，也是白搭。碰上“民主共和”就是“汉奸言论”的那些主，当他们算回事，就删了 它，当他们是垃圾，就留着他们的大论示众。本人从来没有打算说服所有人。


今天我们再进一步，从政治角度看明朝灭亡的原因。前文既然已经认定，经济原因是明亡的根本原因，那么，政治原因就将从属于经济内因。换句话说，政治原因不 会改变经济趋势，除非，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上导致明朝灭亡的因素。因此，探讨明亡原因，也就成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政治因素，为什么没有能够改变经济上导致 明朝灭亡的根本内因发挥作用？”。所谓的民主啊，专制啊，意识形态，政策啊这些的东西，全都归属政治范筹。这样，我们可以在观察历史问题前，首先约定一个 辩证客观的评论标准。军事原因，无疑更次一个等级；其次是具体事件，再次是具体到个人，发此类推。到了袁崇焕这样的个人细节，除非是打游戏时这个猛人多少 分，那个猛人多少分，袁崇焕和崇祯、孙承宗，都是小得不不了的小事。

政治上的原因，我认为是自宋朝起，围绕着“以文制武”的，为皇权专制制度完善而服务的，围绕着理教道德标准意识形态组织的文官特权集团的形成，以及它对社 会产生的副作用。这个文官集团本身可以看作是对皇权掌握地区财政、掌握武装力量而设计、完善，换句话也可以说，为“统一服务”。统一，是指臣服于帝权的统 一。到今天为止，臣服于这样那样神授帝权N个代表的统一，仍然是中国社会对统一的唯一理解。以至于放之于世界，如果不反美，就等于“帮助美国统一中国于美 国帝权之下”，这不是汉奸是什么？愤青就是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所操纵。参考：《天佑我中华》，《战国与秦灭六国并非今天适用的政治模式》，《为什么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为什么雅典不能统一地中海》。

唐朝的政治结构，是皇帝直接掌握地区，和军事权力。此时，汉晋以降，能够分享皇权的同时，也对皇权在贵族间的共和起平衡作用的世家豪门，随着五胡十六国的 破坏，李唐武周对残存豪门力量的打击，退出了历史武台。皇朝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能直接掌握的最强大军事集团的效忠。当王忠嗣等人可以 控地万里而忠心耿耿，皇室对其也信赖有加时，唐朝仍然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统一。不过，这种统一，是不稳定的。当皇朝的维系，只在于某一两个强大的将领时，帝 权的疑虑总是难以消除。忠心的王忠嗣只是换得差得杀头的下场，不忠心的安禄山把唐朝不稳定的政治捣了个七零八落。史书面谱化的非黑即白的忠奸塑造，正义非 正义的喃呒，掩盖了唐政治结构维系于少数一两个人的一念之差的，所意味着的高度的不稳定。“小邑犹存万家室”，眨眼间成了“白骨千里无人烟”，告诉我们，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并非只是红利，同样有着高昂的社会成本。这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没有告诉中国学子的地方。

宋朝尝试了在皇室与武装之间建立一个辅助皇室的文官集团作为缓冲。该集团，依靠庞大的财政负担，维系其对皇室的忠诚。代价是过于庞大的财政负担，与此同 时，这些代表着皇权的文官特权，总是不自觉地侵吞着民间经济的利益，并转嫁着本应由他们负担的社会经济责任。这种封建特权下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财产的 严重兼并，（土地只是财产形式之一），及小资产者自由民的大量破产。宋朝通过具有早期社会保障形式的募兵制，缓解特权文官集团的社会负面作用。这也是以文 官集团达成皇权专制的社会代价之一。两者共同的负担，既令宋朝财政上积贫积弱，同时也令两宋社会步步崩溃。相比之下，向辽金夏缴纳的岁币，尽管丢了天朝上 国的脸面，却是九牛一毛（税收的百分一左右），并且，总是以对宋朝产品的外贸采购重新回归宋朝。而科举制度，向社会寒族开了一个进入文官特权的窗口，其作 用，类似的精神安慰奖。充其量可以抚慰部分寒族上层，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并无助益。科举，此前叫高考，今天叫公务员考试，起着同样的政治作用。高考于 中国，并不是一个教育概念，却是一个替代社会保障的抽奖式的政治工具。

王安石变法，可以看作是针对庞大而不可继续的文官集团社会负担的一次尝试，减少，或摆脱之。而其结果，则以“黄宗羲定律”而告知历史：任何尝试减轻财政负 担，减轻平民负担的改革，最终都以加大财政负担，加重平民负担的结果而告终。原因，就是因为官僚特权对经济的渗透不可抗拒。而文官集团本身，对于皇权以专 制方式控制地区、武装力量，又显得更加不可或缺。这个矛盾无法解决，也令到宋朝对外患始终只是节节抵抗，无法真正加以驱逐、终止。“政治统一”，即专制， 就是进步的中国历史意识形态，在此，读者应该再打一个问号。南宋末年兴起的理教，可以视为希望在意识形态上，令文官集团自动“廉洁奉公”，减少中央财政的 负担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到明朝，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立国道德标准。

朱元璋的制度，基本上可以看作就是600年前社会条件下，所实行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入侵中国的蒙古王朝所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消灭中国所有工商业 阶层，被朱元璋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彻底实现。在洪武四大案中，以顺藤摸瓜的方式，全国14000多户的工商殷实人家，几乎被一网打尽。他们的财产被充 公，弥补明初的财政预算。表面上看是“减轻”了明朝庞大的政治军事预算对平民的负担，而实际上，则令明朝社会丧失了可以制约文官集团的社会力量。整个明朝 社会，变成了皇帝直属达村的一个社会主义大村庄。（参考黄仁宇著作）。明初与毛朝，是中国历史不多的两个只有金字塔底，和金字塔地基的社会，整个中间性经 济政治集团，包括它所包含的技术能力，彻底消失了。明朝不能讲技术，毛朝不能讲技术，除了领导人好恶原因，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中国社会一向有一句乌托邦式的口号，“不患穷而患不均”，在明朝与毛朝，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平均，非常平均！不是富裕的平均，是赤贫奴役的平均！不是让穷 人富起来的平均，是用政治权力剥夺富人财产的平均！相对的富人全玩完了，谁还有钱购买穷人的生产品？国家剥夺了富人的财产，没有以任何形式回馈为穷人的生 活保障，而是全部变成军队、官僚，史书上或胜或败的符号，穷人向那里出售自已的产品？明朝和毛朝，给历史留下的印象，就是赤贫！

一个社会，如果希望超越N个自耕农直接听命于朝廷（听上去有点古怪，可明朝就是这样建立的）的组织水平，中间性的技术阶层，总是必须的。无论工具是宋朝类 西方式的管理，还是明朝依靠理教道德的管理，或者红朝依靠毛泽东思想道德观的管理，现在读者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恋恋不舍。明朝既然 摧毁了整个工商阶层，所形成的真空，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可以借助皇权威力的文官集团，以官商勾结的形式所填补。只不过，这一次，天秤严重向政治权力倾斜。并 且，以法律的形式，把文官集团以外的国民，降到了国家奴隶的地位：“以民告官，先打１００大板，流配三千里”。

明成祖末年，自洪武朝剥夺富户财产搞国有化，所积累的资产，经多次战争和下西洋，已经消耗干净，社会经济频临崩溃（黄仁宇）。仁宣以放任文官集团经商的方 式，完成了文官集团以官商的形式取代整个自由工商阶层的历史过程。明政府，也就成为一个依靠理解道德意识形态，由皇室直接面对掌握着地方政治权力、财权的 文官官商集团，这样一个颇类现代的社会结构。与皇权对文官集团的利益争夺而形成的千奇百怪，贯穿整个明代社会，直到明朝灭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明史晦明， 昏君不可理喻的行为，没完没了的党争，太监干政，直至袁杀毛文龙，袁黑，崇祯的刻薄寡恩，以至于最后文官集团坐视国家破产而一毛不拨，等等，实际上，都只 不过是明太祖经济政策的自然延伸。

帝权希望越过文官集团的控制，最早或者可以上溯到英宗亲征。而帝权与文官集团的利益斗争，太监显然是帝权的天然同盟。明清以降，对于太监干政的指责，都没 有面对一个事实：离开了皇帝，太监啥都不是。太监对政权的干涉，所代表的，必然就是帝权本身。英宗失败的亲征（土木保），武宗成功的亲征（打败蒙古小王 子），可以看作是明朝继任皇帝希望在军事上摆脱文官集团的尝试。那么，武宗爱玩打仗，还把自已封为自已手下最大的文官武将，也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因为， 那意味着可以在形式上，不经文官集团控制，而做任何军政决策。武宗正德皇帝之死，有点令人生疑。但是无论如何，正德皇帝落水一年后给“吓死了”，其亲信军 官集团被文官斩尽杀绝，宣告了皇帝亲近军队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文官集团本身，也是依靠着维系皇权正统而存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文官对于万历选那个儿子做太子，发此以死相谏。粉饰明朝党内民主的人，称之为可以骂皇 帝的高度民主。实事求事，相比说说毛上帝就要处死的毛朝，明朝有些时侯，也算得上“民主”，准确地说，是专制中的开明期。但如果碰上反悔，就是剐刑台上的 袁司令，外加郑曼部长。嘉靖与文官集团，是皆大欢喜的双双妥协。而万历让文官集团玩了一圈后，他采取的对抗方式，就是在政治上的“懒惰”，实际上是杯葛文 官集团，同时，在财政到军事上，形成自已的第二治国体系。以此推论，天启的爱玩木匠，也不见得真的是无知，是否有可能，天启是利用魏忠贤，以“太监干政” 的形式，打击万历以降的文官集团？毕竟，国家不能长期承受两套政治系统的负担。

东林党与阉党的明争暗斗，只不过是文官集团与帝权利益争夺的表面形象。那么，崇祯借阉党兴起的大狱，就是打击文官集团的继续，借袁崇焕事件削弱东林党，也 成了崇祯打击文官集团的步骤。文官集团明哲保身，当然，也不是对应崇祯强硬帝权的自然选择。以此理解，天启谓崇祯的“要重用魏忠贤”的深意，崇祯显然没有 真正理解，而魏忠贤本身，也不是一只好鸟。打击阉党对崇祯本人来说，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阉党本意，就是文官集团部分人士对帝权的屈服。要严办袁崇焕， 则令崇祯失去了驾御文官集团的能力同时，也丧失了崇祯拥有不受文官集团制约的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崇祯的政治幼稚，表现不懂得，控制文官集团，摆脱文官集团 的负面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益皇权在道德上的强势地位，在文官集团中建立自已的亲信团队。

以此看，正德、万历、天启，并不见得真的很昏庸，而崇祯，也不是真的很精明。明朝到崇祯朝，已经是病入膏肓，而能寄望者，只有能力不强的崇祯。退一步来 说，即使崇祯能力非常强，要挽救明朝，当彼天灾人祸，国家颓败，可能性也不算太大了。崇祯一个１９岁小孩，也不能对他太过苛求。崇祯，失败了。

那么，再看政治制度上，后金把社会分割为牛录，以牛录采邑为单位直接对后金王室负责，达到了明朝所没有能够达到的“直接控制军队”的目的。同时，也避免了 由引而产生的社会成本。较小的牛录单位，也令同样没有技术性管理手段的后金，更能适应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的现实条件。在规模较小的后金以３００牛录为单位的 社会组织，在组织层次上，就远远胜于明宋两朝臃肿低效的文官特权组织。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满清入关后，没有选择汉化，而是保留了他们的旗营牛录单位， 直到，全部成了另类垃圾的八旗子弟。

相比之下，尽管尽承明制，入关的满清条件却要胜于明朝诸帝。一方面，明朝汉族文官集团在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失去了对社会原来的掌握；战后，又受制于当权 的满族官僚；其次，满清皇室以少数族入主中原，战战兢兢，皇帝始终不敢把大权放于文官集团。这也是满清皇帝比较勤政的重要原因。无他，也是向文官集团斗争 争夺权力罢了。满清中的满汉两族，提供了较太监更为优良的忠于皇权的盟友（满），因此满清不必依赖太监。这样一来，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满清拒绝全面汉化， 反而有利于他们长期保留在中原的政治控制。不过，即使这样，危及明朝的白银流动性过剩，和文官集团对自由工商业的侵袭，同样危及以满清，只是程度没有那么 严重，而治疗措施也比较到位。后者，集中表现在康熙末年的夺位党争，和雍正新政上。

继前文《明朝亡于经济危机后的崩溃》， 那么，从政治角度看，满清的成功，继是唯一能够恢复生产，并把生产转换为军事实力的政治单位外。在政治上，也是唯一可以达成武装控制的同时，减少了文官集 团管理成本的政治集团。军事上的成败，仅仅提供了达成最后成功的多次尝试而已。明朝帝权与文官集团的争夺、内斗痕迹非常明显。以此为政治目的明朝诸帝，素 质未必真的如金庸所称，“低于清朝皇帝一个档次”。另一方面明朝本质上亡于专制制度的膨胀，当无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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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4日星期五

极左强烈的暴民运动倾向

前文谈到了传统文化和极左本身，尽管由于两千年极左专治制度的历史，令传统文化很容易被极左利用。但是传统文化除儒家理教外，既没有肯定人权价值观，也没有否定人权价值观，因此，与左与极左，与传统文化，就没有必然的关系。至于儒家理教，三纲五常上下尊卑有礼，就是反平等人权的，不说也罢。对于西教信仰人士，接受人权利益普世的价值观，远比传统文化人士要容易。笔者是非常奇怪，在明知笔者为了证明与专治利益集团剥夺中国平民人权利益充当国际买办的事实，还会有自称西教信仰的人士跳出来，以反对科学的名义，攻击笔者的。笔者高度怀疑，他们只是冒充西教信仰的马列毛教徒，顺便抹黑西教信仰人士的温和形象。

马列毛教徒，作为否定私有制，否定私有财产，否定基本人权利益的邪教体系，从一开始就依靠暴力强迫其权力所及之处的所有人采信，并不惜大规模消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称之为阶级斗争。马列毛神教具备了邪教的一切特征；是天生的极左。而且，大三阳五个“＋”的极左。可以说，在彻底抛弃马列毛教条以前，人类社会都应该把这些人视作最邪恶的丑类，无论如何警惕，都不会过分。

马列毛邪教教义，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马列毛反人权，如果马列毛是对的，那么，比马列毛教条更强大的权力，就有权强制马列毛放弃马列毛信仰，否则，对他们任何屠杀行为，都是合理的。既如此，又何来霸权主义？反之，如果他们认为要有发言的一席之地，就是要求有“私有的发言权”了，既如是，怎么又以任意剥夺他人人权而自居正义？

这时侯回顾笔者的博文《他人说话的权力轮不到我们誓死保护》，《大学无书！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观点发言权》。注意，笔者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已利益观点”的发言权，世界上从来没有“禁止他人利益的发言权”。换言之，当象马列信徒那样，根本就在反人权利益时，也就冲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他们本身，不受任何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保护。而且，是他们自已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没有必要对马列信徒诸如共产公妻之类的远大理想负责。自然，如果有谁天生要当免费的婊子，或者是喜欢带绿帽的男人，或者早给阉割了，已经是没有自已的人权利益的动物了，另当别论。

由于马列毛神教是剥夺人权利益的，因此，拥有人权利益的自然人和自然人组织，与马列毛神徒之间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试想，人家是无利益的，你协商什么？无非就是如何共你有利益一方的财，共你有利益一方的妻而已！民国亡国前后，曾经有一批对马列毛神教抱有幻想的以温和派，以为对方只是口极而心善的人，放低了对马列毛神教徒的的警惕，而过于关注当时民国社会的腐败多少的是是非非。结果，一边倒的支持，导致一边倒的屠杀。这些温和派，以几千万上亿生命的惨重代价，让中国社会认识到马列毛神教无私的凶残面目。

非常有趣的是，马列毛教条中的极右，今天我们说的极左，还有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其实，都是马列毛神教。就是马列毛神教他们自已！极左就是极右，极左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三者之间，无论是利益、信仰、立场、手段上看，都是同义词。

笔者相信，当历史再次面临选择后，中国社会将不会再对马列毛神教以任何期望，不会再留有任何的仁慈！中国社会将深切体会到马列毛神教主的一句名言：“对马列毛的仁慈，就是对人类本身的残忍”。笔者相信，顽固不化的马列毛神教痴迷者，他们的下场，一定是血腥的悲惨！这是他们自已的选择。而当中国权力层已经一点点向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靠拢，远离马列毛基本教义时，马列毛神教痴迷者的血，仅仅在于是否能够成为有利博羿的筹码。马列毛神教徒所选择的，可能仅仅是痴迷者的愚蠢而已。

无疑，马列毛神教徒也正以邪教痴迷的力量，声嘶力竭地宣扬对自由公民的冷酷屠杀；他们同样不会对无辜同胞有任何慈悲！马列毛神教以阶段斗争的名义，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鼓动人类社会自相残杀而存在。在马列毛的教条词典里，没有“共存共荣，妥协共赢”，那就必然注定了这一个邪教的结局，将与历史上所有邪教一样，以血贱江河灰飞烟灭而告终。笔者相信，介时整个中国人类社会，都将轻松地呷着洋酒汉酒，欣赏着看着这些丑类卑污的血洗入黄土地，告慰２０世纪几千万上亿冤死的华夏生灵————那些曾经对马列神教以宽容的中华同胞。

否定了自已人权利益的马列毛神教徒，只是人科动物，没有资格自称为人！人类社会，没有马列毛神信徒的位置！那些指望毛教可以代替民主宪政，压制专治官僚体系腐败的暴民胚子，应该醒悟了。你们，只不过是为一个邪教白白葬送你们自已，和你们子女儿孙的生命。你们真的永远和毛上帝在一起了。这些笨蛋！

有一位感受到自已利益却深受马列传统感染的留言者这样说：“如果开出维持户籍制度现状,反对暴民运动,提倡社区自治这样的药方,多多少少有点...........”，这位能够意识到争取移民利益却不愿意承认心中新家乡利益的人，希望以暴民运动压制未来邻居的利益要求（也就是他自已未来的利益）。不难想见，这人中毒有深。难以想象，就算他如愿以偿入了新户，象杭州吧，有什么可能热爱杭州的利益？他的原话是“人力资源管理”，但是试问，杭州人力资源管理是为了什么利益？是杭州人的利益，还是苏州人的利益，还是陕西米脂人的利益？极左有强烈的暴民倾向，暴民有强烈的极左倾向。不知是偶然的，还是双向选择。

以前文这位匿名留言者显示的极左综合症表现来看，有几点：
１）此人是来自农村的底层，希望挤身城市生活；
２）此人希望保留专治政体，以便有一天他当上皇帝，可以大展宏图；
３）此人希望用暴民运动，牺牲农村乡亲和城市无辜者的生命财产，以便他在血海中走上专治宝座；
４）此人现在是一个很失意的、毫无希望的穷人。

林语堂描述的中式人科动物，“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 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似乎并不能准确描述这种暴民。这也难怪，林语堂在有生这年，不敢直面毛上帝的罪恶教导。笔者把这段话改一改，“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怀有当皇帝损害他人的远大理想，不惜进一步出卖自已的利益，蹂躏自已的乡亲父老。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凶残弱智的东西，根本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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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痴迷者人权利益的马列大帝很方便

观马克思原著，其邪教色彩本没有如此明显。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革命定在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含有利用垄断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中产阶层的意愿。但是在实践中，一个无视人权利益，并以摧毁人权利益的目标的邪教，又怎么能容忍技术中产者用自已的知识和劳动，换取属于自已的人权收益？而马克思自已，又以诡辩的方式宣扬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就在实践在成为邪教有意无意消灭的对象。死去的几乎全是无辜的社会精英知识技术阶层。

整个社会知识技术层的积累被彻底消灭了。任何社会经过这样的洗劫，都会变得一穷二白；也必然令任何尚存的人权社会恐惧。一穷二白的残存社会在恐惧的国际敌视中重建自已挥刀自宫的技术阶层，中俄之类的国家社会惨淡艰难，是与生俱来。抵制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成为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苏俄之类的马列神教最终覆灭分崩离析，那是人类社会真正的进步。

马列神教从一开始就是邪教，它造成的每一次动乱，几乎都是单纯的暴民运动。甚至于，当中国实践者意识到铲除整个中国知识技术阶层，甚至不符合皇党专治的利益，而有所妥协时。迷信马列教条的毛上帝，变本加厉，把马克思本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议会暴政”的阶级斗争，变成任意屠杀无权无辜者的民族自残，目的，不就是为了令“革命”，彻底变成赤淋淋的暴民运动吗？

无数的暴民也同时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轻如泡沫的炮灰。浩劫连场，其中一场叫文革。

马列神教主张剥夺个人人权利益，实行所谓的公有制；————既然个人人权利益已经被剥夺了，当然包括对“公”的利益的发言权。否则，如果对“公”的处置权讲“西方民主”，万一民主出个“私有化”来，马列神教岂不是自个要上呆？因此，公有制之利益所有权，必定属于拥有马列神教绝对价值观的道德解释权的马列大帝所有。中国第一任马列大帝姓毛，名泽东。伊拉克的前任大帝萨达姆，朝鲜前中后三任大帝是爷孙三个！真是够先进的代表！

马列信徒只不过是无利益的人科动物，不存在任何与之妥协协商的利益空间。他方固然可以无所谓地消灭他们，连他们的主子马列大帝们，似乎也混没有把这些人科动物的生物放在心上。弄死几千万人，毛大帝轻描淡写一句“（胡闹的）代价总是有的”，他胡闹，老百姓负担代价。周贤相助纣为虐，“把记录烧掉”，然后据说就“没有证据了”。反正，公开的调查是禁止的。

但是马列大帝们集中了其民族社会所有的人权利益，却很具备与他方社会作交易。恰好，中国马列信徒的一个词是指这种情况是，称为，买办！于是，我们看到了毛上帝在饿死自已奴隶信徒的时侯，慷慨而不求回报地支持世界穷国闹革命，生怕别人嫌他出卖中国人不够大方似的。1973年后的三年，还可以说是争取第三世界小国在联合国里鼓噪，1973年以前的23年，除了霸权主义要做马列地球大帝，没有可以解释毛上帝行为的理由。而1973年踢走台湾，把毛拉进联合国的，偏偏是毛用来多次镀金的美国！

杨恒均文中描写了一位高官这样说：“我们和美国其实都不喜欢和民主国家打交道，他们的社会太透明，要拿出一个合作方案不容易，还是沙特这样的君主国好，君主点头就成了，方便！”，方便？是方便象沙特伊拉克这样的奴隶国民，还是方便了占沙特伊拉克便宜的美国这些外来势力？远者，中国有一句不古的语，“谅中华物力，结列国欢心”，中者“毛上帝饿死弄死国民支援世界革命”，近者低估人民币收集美元储备烧了它；低价卖给国际资本银行股，高价转卖给自已的国民。

确实方便！这才是马列神教的无私教条的真正面目。或者他们的原意不是如此，但是结局却无法逃避。现在知道，中国接受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有多么重要了吗？

拒绝了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其政策一定是弱化地方，而利于把利益归并中央帝权，以便出卖给国际资本拿回扣（买办）。接受了人权价值观，政策就一定是向地方倾斜，通过集合地方人权的同质力量，增加与中央，间接增加与国际资本利益博羿的力量。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国际级别的黄宗羲定律》效应发生作用。因此，人权社会，一定是基于社区自治的。凡是反对社区自治者，几乎无一例外无法与“支持人权利益价值观”自圆其说，也就必定是极左感染者。

有时侯，马列邪教之反对私有化，就更显得是一种高明的虚伪，更甚至是一种价值观的信仰。象笔者在《俄国私有化》话题里收获了很多谩骂，也收获了支持。一位朋友的留言非常深刻：“俄国休克，一万个不好，老百姓有好处。中国现在还说休克疗法不好，国有资产早就被少数人分了一半。还没有开始研究。等到研究完，早就分光了。老百姓一点好处没有。中国比俄国差得远了。”当中国“公有”的国有资产，已经被极少数人快瓜分精光的时侯，马列邪教信徒还在争论是“厂长得太多，工人得太少”，似乎混没有想到，全体国民才是这些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当国有财产已经被极少数人分了一大半，而广大国民一个子儿没得到，还让通货膨胀剥夺了大笔的个人财富时。马列邪教谩骂俄国的私有化“老百姓得益少”，更象是一种方便他们自已的高明诡辩。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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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运动是专治制度反复死里逃生的奥秘

暴民政治的责任不完全在于被蒙蔽的暴民本身！特别是专治社会制度的不公平特权现象，是暴民运动产生的万恶之源。但是，暴民不是从争取以平等法治的方式，保护既得利益与既失利益者，贫民与富人之间彼此的利益，以《合理的妥协》赢得真正的进步，永久的和平。而是放任自已的仇恨盲目发泄，更恶劣的是，脱离自身根本利益的道德发泄，很容易被《更危险的民粹极左》，把暴力报复的对象，转移到实际上是无辜而无助的第三方小康人家，所谓的“富人”中产行业技术者身上。

世界上最近的两次类似的暴民事件，一次出现在印尼，一次出现在非洲大湖区国家。中国人被熟知的所谓的推翻苏哈托后的印尼排华事件，如果你告诉作恶的暴民，他们攻击的是“华人”，他们会觉得很愕然！因为，他们以为自已攻击的，只是伙同苏哈托专治政权剥削印尼社会的富人，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富者必不仁”的富人而已。苏哈托政权还是一个“很亲华”的政权。1968年对共产马党的清洗，杀了60万印共，却把另外涉嫌马共的40万华裔印尼籍公民送回毛中国。这次事件，是毛左声称的“世界排华反华事件”之中的一次。

而留下来的华人，都是印尼工商业的精华，————至于印尼工商业为什么会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这些印尼工商业者，以胡雪岩式的经商形式，与苏哈托家族寻租分成，每项生意无偿分给苏哈托家族25%的股权，而获得一切审批的红灯转绿灯。同进依靠苏哈托家族的特权，排斥任何竞争者，————这一幕，与某大国的21世纪盛世，何其相似！

自然，民怨沸腾！

但是在高压的舆论管理下，印尼民众是很“爱国”的。笔者曾经听到一位印尼劳动者这样说：“向政府提意见可以，批评总统不行”，——忠君式的爱国愤青，不仅仅是中国特产。但也正是这样爱国的劳动者，在革命发生后，在积压的愤怒驱使下，找不到苏哈托本人，就向着在苏哈托政权下致富，地位稍高，却弱小得最容易找到的小工商者发泄他们的仇恨，————烧、杀、打、抢、砸、强奸、轮奸……，——不幸，印尼小工商者，绝大部分是华裔！————民主很乱？还是专治制度长期压制民主利益的结果？

至于大湖区小国发生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仇杀，没有任何“西方民主”的因素渗入。却同样是社会底层的胡图族暴民，漫无目的地在“民族正义感”的驱使下，屠杀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经营农业的图西族农民，————有地，或有技术，也就成了毛时代的富农，————图西族的“富农”，就象毛时代的富农一样被灭绝。不过，这一次是图西族“反动派”反攻成功控制了政权，把胡图族的毛主席们宰了个清光。未尝不是大湖小国的幸事。如果图西族军事领导人能够接受人权普世的价值观，放弃报复仇杀，那么，或者出现在大湖区的，就是尽管起点低，却是和谐平稳发展的民主宪政共和国；————民主宪政，本来就和所谓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关系。

暴民复仇式的无理智发泄，从而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转移了攻击目标，是专治社会总是能够在革命中逃脱大难，而重新以“重建社会技术阶层的历史功绩”再次君临万方，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新华夏新美国式的，培养下一批暴民。整整两千年，中国历史无法脱离这一个循环魔咒，反复在暴民政治和专治皇权之间循环。死完一批生下一批，不知还要循环多久！

在专治制度的末期，以鼓动复仇情绪发泄，以《仇富平均主义为行为特征》，将暴民目标从专治受益者的身上，转移到专治社会成功自保者的身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极左民粹。极左民粹的共同特点，是神化原专治制度的基础利益价值观，象毛神主义；然后声称目前的权力层不是正宗的，象今天中国已经极右了；而为什么现代权力层“偏离修正”了呢？因为有了中层无权力的道德败坏的“富人”诱逼权力皇帝变坏了。而言下之意，极左民粹才是正宗的！所以他们就鼓动暴民，攻击无辜的中产者，以抢劫杀掠作为暴民报酬，诱使暴民成为暴乱的炮灰！极左民粹则踩着暴民和中产者共同的尸体踏上权力宝座，取而代之。这就是极左民粹的真正面目。它们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千年历史，历史上，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美其名为清君侧。

愚民运动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为特征，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形成的打击对象，几乎清一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精华，————靠自已的劳动积累致富的社会技术文化阶层。因此，暴民运动可以说是连蒙古侵略者也不如的野蛮行为。成吉思汗野蛮地屠杀他认为没有用的民众，不分贵贱。但是对于他认为有用的技术精华工匠、学者，是爱护有加。而象毛上帝和张献忠这类暴民领袖，比起成吉思汗这样的文盲武士，也是差之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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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普世价值观消饵暴民运动倾向

其实，没有权力的中产者，并不是损害贫民利益的人。损害贫民利益的，是专治权力制得既得利益者，和极左民粹的本来身份，专治权力层被淘汰者，象张宏良。中产者，只不过是凭自已的专业技术能力，在专治社会里成功自保。成功自保，这不是罪！固然，也有一些为虎作伥的权力寻租附庸，他们只是极少数的。在民主宪政维新后，约定一条清晰的法律界限，不以报复为目标，不扩大打击面，让他们把侵吞的社会利益，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足矣。中产技术层，既是专治制度所必须，也是民主制度社会所必须。以摧毁中产技术层为目标的“革命”，只能是短命暴民运动，是人类社会的倒退，和文明进步，半点关系没有。

被愚弄的暴民炮灰本来贫民，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挑动暴民作炮灰而谋取自已利益的极左民粹革命家们，是来自于贫民呢，还是没落的政治贵族呢？笔者直观感觉上看，邪恶的极左民粹革命家们，几乎清一色是专治既得利益集团里分赃争斗的失败者。极左民粹，本质上原来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内部争斗失败后，为夺回既得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民众的生命利益的恶魔！

再看贫民阶层反抗领袖，普遍性地胸无大志，但求生计；也比较纯朴。象陈胜，传说中在耕田时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文化程度真高），让时光机里的司马迁听到外，没见过陈胜有什么胸怀大志的表现。樊崇逢安，象史莱克一样老实可爱。李自成和张献忠比起来，象一个纯真的小姑娘。这也不奇怪，在专治制度的末期，也是《黄宗羲定律》效应的末期，民不聊生，暴是为了聊生，不暴也是为了聊生，能够聊生了，也就无所谓暴了。

而极左民粹革命家，本来就是为了夺取专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宝座，本来就不愁生计。既然辖出去要做皇帝才罢休，那里管你民众聊不聊生，只要民众没死光，闹完中国革命闹世界革命。“核大战死几亿人算什么？中国死得起”，毛上帝说。他草芥中国人命的姿态，不让极左民粹杂种崇拜，那才叫奇怪呢！却把赫鲁晓夫和波兰总理却吓坏了，后者狂叫：“你中国有六亿人死得起，我波兰只有三千万，一撇就没了！”。就这样，里里外外都知道毛上帝是个疯子。人世间有谁不害怕乱舞大刀专往人群里撞的疯子，多半也是疯子。

既得利益阶层中比较弱少的那一部分，如果迷恋于不正当的剥削社会的既得利益的再划分，而不愿意支持人权普世的价值观，就极有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反社会的极左民粹》。原因在于其目的既非高尚，其手段必然下流。另一方面，如果贫民出身却期望成为剥削阶级的一分子，进而奴役剥削原来的贫民同胞。这些人，尽管出身贫困，但是在精神上，等同于权力斗争失败的没落贵族，（相当于还没斗争就失败了（笑笑）），也同样是极左民粹。因此，把极左民粹归纳为权力斗争失败的既得利益者，应该是没错的。不妨看看，污友之乡的张宏良之类，还有什么左狗老田死马之流，有那个是承认并维护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这些所谓的“极左马列革命家”，只不过是想自已当皇帝残害人民的极左民粹，“直民贼也！”（黄宗羲语）。

在专治特权社会里，深受专治特权，在《黄宗羲定律》蹂躏下的底层民众，自然有反抗特权压迫，争取自身权益的要求。但是，这一利益诉求如果超出人权普世价值观的范围，就必然沦为极左民粹。原因很简单，你争取自已的人权利益，《我的利益在那里》，那是对你自已的自由和利益的保护，是正当的。而一旦超出这个范筹，就必然侵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人权利益，你就已经变成以成为剥削者的远大理想，成为一个危害社会的暴民了。尽管，你可能出身只是一个贫民。

是否暴民，取决于是否以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以及维护平等人权利益的共和约法，为社会进步的奋斗目的。《欲壑难填：人或会穷，不是施暴发泄的合法理由》。关键就在于“期望”！利益的主观期望是无限的。《选择性体验心理》，会令您把自已极端自私的欲望，理解成正义道德的呼声，《道德啊，世间邪恶，均以汝为名！》。你的期望还是以平等的人权价值观为目标的吗？人的主观期望需求是无限的。笔者发现，此时用“欲望”(desire)表述，显得更为准确。

可见，即使是对于缺乏“文化素质”的民众，也远不是不可理喻的“贱民”。只要他们懂得争取的是自已的利益，而不是绝对道德观下的远大理想，“国家利益”，“顾全大局”，被极左民粹利用而成为危害社会的暴民的机会，就会低得多。另一方面，如果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组织和共同利益的约束；能够更好地反映基层民众的切身人权利益。那么，无论极左民粹如何挑拨，形成危害整个社会，特别是把原有权力层斩尽杀绝的暴民运动，就不会发生。缺乏基层的自治组织，不懂得持久地支持“温和”的利益代理人与既得利益阶层的博羿。导致基层民众与社会权力层之间，互相缺乏的信任，是既得利益者倾向于寻求君权专治，避免暴民形成；却令暴民政治终不可免的原因。可见，基层自治既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同样，是社会安定的保证，是社会安定的水密舱。

暴民运动的鼓动者，以血酬手段要求过分利益让步，侵吞他人的人权利益；即“绝对平均”，“不患贫而患不均”，“高福利广覆盖”，“退出自由竞争，暴力威胁社会做寄生虫”等等，确实也是一种利益主张。问题在于，他们按欲望而声明，但有能力维护吗？答案是没有！肯定没有！因此，如果强行主张无法维护的利益，本质上就是反人类，反社会。无论中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以及古代的罗马史，清除他们的威胁，属于技术手段，即使不计算火力物流的工业化效弦；胜算也是极高，可见支持暴民运动，充其量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政治立场。有必要吗？就算成功了，也无非是为他人别有用心者做嫁衣裳，值得吗？

可见，贫穷是利益声明的动力，但是，贫穷本身，并不象马列毛教教唆那样，必然代表着正义。只有当您的奋斗，与人权普世的价值观，与民主宪政结合为一，穷人的反抗，才具有正义性。因为，它的反抗，以不侵害他人合法的人权利益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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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政治体系

在这六种政治体制中，暴民政治是最不稳定的。暴民政治，象文革，太平天国，明末农民运动，黄巢，newChina毛中国……等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反对最高专治制度为名，而实际上是攻击社会技术性的中间阶层。在文革中，干脆就是奉毛陛下圣诣，摧毁整个专业技术性阶层，内含官僚系统，称为“造反派”。可笑的是，把整个社会的专业性中坚完全摧毁，却贯之以“反腐败为名”。

污友之乡的毛左声称毛文革目的是反腐败，其实，对于一个专治社会来说，“腐败”是其政治基础；并且随着专治时代延长而单向增长。放弃专治制度，或者面对年年增加的腐败，社会不存在第三种选择。举例子说，污友之乡的毛左声称五十年代的共产帮很腐败，其实与今天相比，那是清廉得出奇，残忍得可怕。今天的共产帮用若干年后的党国盛世相比，也同样是清廉得出奇，粗暴得可怕。不信，等着瞧！

文革造反派反腐败论，是完全无视毛上帝时期，整个社会都是凭票供应，连货币都几乎是多余的；当官想贪，贪什么呢？可以说是，除了奴役民众的权力，即极左造反派所谓的精神满足，没有什么可贪的。笔者将在《人权经济模型》中讨论，经济财富的另一种衡量方式，可以用占有的“奴隶人权的数量”来衡量。而这种经济衡量，是奴隶社会和等级社会的支撑力量。今天许多人巴不得科举公务员升官出人头地，不就是希望在等级上，占有更多的奴隶份额吗吗？

暴民政治的特点，就是脱离科学现实，以绝对的道德价值观，把社会积累的技术层力量，当成敌对势力的支撑力量，加以摧毁；而自以为自已“代表正义”的绝对的道德价值观的哲学，可以“指导世界百科万物”，轻易取代社会技术专业层次的历年积累。看看共产帮会接管政权时公开传媒里的豪言壮语，不难看出这种唯心主义暴民政治倾向；那里有一丝半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因为暴民政治中，缺乏专业性中坚的支持，全让暴民摧毁了，所以，不但中国，就算整个地球世界的所有社会加起来，暴民政治状态都是最短命的，最不稳定的。

暴民政治是怎么形成的？似乎比暴民政治如何冲击社会，更值得历史学者研究。后者，只需要客观面对文革时代如何破四旧砸毁什么店，就知道“冲击社会”搞破坏，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容易玩的游戏了。碰上有那个恶魔皇帝嚷嚷“不破不立，砸烂所有盆盆罐罐最好玩”，大家伙不干活不读书，一天到晚死人玩打仗，全国的灾难GDP一定很高的。不信，查查毛时代的“发展速度”，世界历史上第一名！

暴民政治运动，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在笔者的知识面中，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卡特林那的阴谋，是最早的暴民政治纲领性的运动。但是，雅典帝国在远征西西里期间经历的亚西比德渎神事件，则是更早的导致严重后果的暴民政治事件，——强大的雅典帝国的彻底崩溃！回顾亚西比德渎神事件的发生，原因可以归结为：
1）党派利益冲突；无法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而以暴民政治的形色，提交道德裁决；在道德正义感的驱使下，不择手段，而自以为“正义在手”；参考《道德啊，世间邪恶，均以汝为名！》。
2）道德裁决党派利益；渎神相当于今天的“爱国”，“汉奸”这类的道德制高点；并且是疑证从有；假借神权或者君权，达到暴民野心家的利益目标。这样，就成了暴民政治通过“民主通道”实现了君权裁决，即民粹！在这种道德煽动中，类似中国式诡辩，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亚西比德选择了逃脱被暴民裁决，并投靠斯巴达对付本国，以求自保。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暴民政治过程中，是否是“民主政权”，还是“君主政体”，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只要允许道德作为经济政治利益的裁决标准，暴民政治就不可避免。而如果民主制度不能抑制暴民政治，任由道德治国、道德治世的民粹泛滥，理想主义的民主制度还比不上君主专治制度。这时，建议参考《大学无书：他人说话的权力轮不到我们誓死保护》。

《罗马共和国的民主进程和奴隶制》系列中，是更有参考意义的暴民政治形成过程和缺陷的历史章节。结合东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是否说明一个道理：君主专治制度要比古代民主制度更好地抑制暴民政治的形成；因此，在历史上君主帝制，也就成了东西方社会的共同选择。非常有可能！无疑，君主制度在历史上的形成，是曾经合理的，有理由的，It is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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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文明社会政治形态

笔者按照所了解的古今中外的国家社会政治形态，分成五种（或六种）类型，即暴民政治，戏称为党内民主的官僚集团政治，（同级别：非世袭包税人采邑），皇权专治制度，世袭威权采邑即贵族领主政治形态，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社会。

这里，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可以归并在党内民主之中，也可以，独立为一种形式。其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唯一没有包含在内的是国际型社会，即，没有金字塔顶端的那种权力的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可以把它归并到国家社会政治五种形态之中，位置与世袭威权采邑并列。即，世袭的威权采邑如果没有了皇权共主的约束；或者，民主共和宪政社会宪法失效，就会形成国际社会形态。

因此，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形态就共分成有运行逻辑的六种形态：暴民政治，官僚集团，皇权专治制度，贵族采邑，国际社会，和民主宪政。

笔者不愿意以个人道德好恶之好与坏，来评价这类政治体制的好与坏。而使用了另一个物理色彩浓厚的词：稳定状态，以描述其存在的稳定状态概率的大小。即，不稳定的社会，会被稳定的社会状态所取代；缺乏竞争力的社会，会被更进化的利于稳定的社会所取代。 而“稳定性”，事实上又不得不分成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两种，才得以完全描述这几种社会政治形态之间的演化因果。其中，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受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影响，而最终决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即，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决定程度更高，优先级更高。

这是与马列历史观吻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几十年来的政治宣传口径是相反的，“没有无私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就没有什么”，“三个呆表代表了全中国”……，等等，本质上是“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政治宣传决定经济基础论。

与马列的社会发展史观相比，笔者的观念，是比西方学说更为严格地与道德隔离；也就是与意识形态隔离；从而，与君权控制的绝对的道德解释权隔离。因此，如果说马列社会观，是一个需要通过阶级斗争，驱动无辜平民自相残杀争夺君主道德解释权的“学说”的吗。笔者的社会历史理论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通过君权的解释；只需要考察它的逻辑，对照历史的发生。历史，包括已经过去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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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社会发展史观和科学的社会进化论

笔者将在“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演绎规律”系列中，按照进化论的“变化尝试，物竞天择，多样化”的原则，从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案例分析中，探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常见演泽规律。笔者在该系列中，按照所了解的古今中外的国家社会政治形态，分成五种（或六种）类型，即暴民政治，以及戏称为党内民主的官僚集团政治，（同级别：非世袭包税人采邑），皇权专治制度，世袭威权采邑即贵族领主政治形态，以及民主共和宪政社会。

与马列历史划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否定人权断言，鼓动人类社会自相残杀的历史观相比；该分类没有考虑“进步与落后”的因素。仅仅是此最大适应性角度出发，发掘历史上所有制度存在的原因，即合理性(reasonable)。除了剔除没有形成稳定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原始氏族阶段，以及明显忽悠人的，除了吹牛皮没有任何理论性证明的共产主义无私社会外，这六种社会形态，是与马列的中间四种社会过程相当的另一种完全独立的解释体系。显然，如果是从笔者体系出发，（注意是从笔者体系出发），在证明无私就是极端自私以后，共产主义的无私社会就成了极端自私的社会，连乌托邦都不是了。

如果笔者的“人性本私”之解释成立，那么相对应的，就必然是“官须无私”；反之亦然。因而基本建立在无私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这样，整个马列大厦就完全崩溃了。这是从马列体系外对马列理论体系的批判。而从马列体系内的批判，笔者已经针对“价值”和“资本”的定义的模糊性，进行了批驳。从笔者的标准看，当其基本定义已经有着显著错误后，后续社会逻辑，也就不必继续讨论了。

如果是从马列毛的社会发展史观点出发，那么笔者一般性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位置要换一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层次，相当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社会时期；或者说，都是前工业社会的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今天欧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是，这样的形态解读，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因为，因为，“奴隶”，即没有权力拥有自已劳动价值的劳动者，广泛地合法存在于除现代欧美社会以外的任何社会形态中。（中国不是？不争不辩! However, I do think so)。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指欧洲的贵族采邑；而到了中国，仅仅是国学郭大师沫若大笔一挥，就用皇权专治社会取而代之。马列毛郭的“科学社会发展史”，成了科学的吹牛皮历史。既可以因为西周也是封建，就说是领先欧洲一千年；也可以把辉煌的前工业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罗马，贬低为落后的奴隶社会。反过来，欧洲如果也有一个吹牛皮的宣传部郭大师，同样可以说，中国值到21世纪，还是上埃及的皇权法老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专治制度官僚社会。这不是吹的，埃及社会一直认为只有法老才能带来尼罗河的洪水泛滥，灌满生死悠关的储水坝。而在罗马帝国，早就存在着庞大的资本运作体系。马列的社会发展划分，从逻辑上看，也是错误的。“奴隶”，“资本”，“社会”……，这几个标志词语，并没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关系。

这个学说真的错误太多了。不接受它的国家，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过得都挺不错，迷信马列的中国俄国这些国家，灰头土脸。运气差点的象柬埔寨，一百年不用计划生育！如果不是使用皇颁真理标准，真的是放在垃圾堆里还嫌臭。相信，这不是少数中国人的结论。不算共产社会部分，仅仅是奴隶到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预言性还是实证性，都是错得一塌糊涂。

最不好的地方，是马列政治经济理论体系，不能象亚当斯密那样逻辑自洽，温和诱导，将《道德情操论》置于《国富论》之前。马列是通过道德君权手段，意识形态裁决：人家的都是不好的，自已的才是最好的；————这是需要君权才能拥有的道德标准。否则，拥有君权或独立人权的他方，同样可以把你的说成是最不好的。这样，马列主义也就必然地反对人权维护皇权，也就“被迫”成了暴民混动的经典，欺骗没脑子的自私暴民送死，为少数政治野心家踩着人民的鲜血登上无限吹牛的君权宝座出力，把一个个互助互爱的民族社会，变成了同胞相残的“永远有一部分人屠杀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本来动机是不是要美好得多，是不必再争论的。不是因为已知，而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马克思进行审判，他的原意是善是恶，我们一点不需要关心。我们只需要知道，马列理论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用途就是成功地用于暴民政治，成功地摧毁了不止一个民族社会，————这就足够了！我们不是君主，不必去裁决马列的善恶，只需要知道，马列不适合未来中国，————这就足够了！

马列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其“科学”，其实是一个与科学三要素“重复性，实证性，他证性”无关的形容词。“科学”在马列理论里，其实是一个依靠君权解释的形容词。无论是从其理论体系内定义缺陷，还是从理论体系外的客方论证，或者是社会实践体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体系，和科学之三要素没有任何关。马列理论用四个字来形容：一塌糊涂！如果它不是对得一塌糊涂，令全世界不采用它的社会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话，就是错得一塌糊涂，谁迷信，谁倒霉！

原来是邪教！

“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演绎规律”系列有以下文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发展》
《六种社会形态》
《暴民政治形态》
《暴民运动是专治制度反复死里逃生的奥秘》
《人权普世价值观消饵暴民运动倾向》
《极左强烈的暴民倾向》
《代表痴迷者人权利益的马列大帝很方便》

本文同时可归属“科学，哲学，科学进化论”系列：
《科学，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观》
《用阶段性发展理解人类社会是对进化论的误读》
《科学和真理的标准》
《人性本私！马列信仰与唯心的关系》
《举例科学标准：生物是否来自于海洋》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史和科学的社会进化观 》（人类社会和国际系列）
《数学工具与科学实证性的关系 》
《汉语简明精确定义能力缺陷影响社会分析》
《汉语与传统文化忠君式的传承》
《疑证与实证的精确语义，英语弥补汉语不足》
《大学无书：读对书不如会读书》
《大学无书：推荐您的孩子多接触科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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